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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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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1 14:27:3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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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书中也写作“高句骊”,“高麗”简称“高丽”,) 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发朝鲜北部存在的一个民族政权,其人民主要是濊貊人(古朝鲜)及韩人。





基本信息
  • 国家名称

    高句丽


  • 简称

    “高麗”



  • 所属洲

    亚洲


  • 统治年限

    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







目录













发展历程折叠编辑本段
建国 (公元前37年-公元52年)
据《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记载,公元前37年,扶余王子朱蒙因与其他王子不和,逃离扶余国到卒本扶余,建立高句丽。一些学者认为高句丽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成立。“高句丽”作为一个公元前113年的地理名词就出现在《汉书》中。
大多数的史籍认为高句丽建于公元前37年或公元前1世纪中期
。据推测,高句丽人在其成立的初期可能是由濊貊人和部分迁移到这一地区的扶余人组成的。“濊貊人”这一词语最初并非指一个确定的民族实体。在高句丽建立之初,与扶余长期处于军事对抗中。为了扼制处于成长期而十分具有侵略性的高句丽政权,中原与扶余在军事上常常协同打击高句丽,相关记录在《三国志》、《汉书》中时有出现。
中央集权化和早期的扩张(公元53 -243年)  
前三国时代高句丽太祖王时期,高句丽从早期的几个濊貉部落国家很快扩张到汉江流域。公元53年,高句丽太祖王,将高句丽分散的5个部落设为5个省,实行集权化统制。56年,太祖王吞并东沃沮。后又吞并东濊一部分领土。高句丽的扩张与集权化,导致了与汉朝的直接武力冲突。
复兴与进一步的扩张(公元300年--公元390年)
不过仅仅70年,高句丽就重建了丸都城,并开始袭击辽东。随着高句丽对辽东半岛的挺进,高句丽从东北地区进入并控制了朝鲜半岛北部大部地区。开始与形成朝鲜古代国家百济与新罗处于激烈的军事对峙之中。世界历史学家称这一段历史时期为朝鲜历史上的“三国时代”。
高句丽的扩张并不是一番风顺的。342年,丸都城受到前燕攻击。371年,百济近肖古王袭击高句丽最大城市平壤,并在战场上杀死了高句丽故国原王。
高句丽小兽林王继位后,开始加强高句丽国内的稳定和统一。新的法律出台。372年立从中原引入的佛教为国教,并依照中原制度建立国家教育机构“太学”。 小兽林王还对高句丽军队进行了改革。
鼎盛时期(391年–531年)  
5世纪末时朝鲜三国时代的版图从高句丽好太王继位起,高句丽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好太王的儿子长寿王为他所立的好太王碑记载,好
太王在一次与扶余的战役中就攻克了扶余64个城池,1400个村庄。 后来好太王兼并了北部的扶余国和靺鞨部落;在军事上对百济形成了绝对优势地位;并在新罗与百济,伽倻和倭的战争中迫使新罗屈服。
413年,高句丽长寿王登基。由于百济和新罗的对抗,427年,长寿王迁都到平壤以加强对百济和新罗的控制。长寿王延续了其父好太王的扩张政策。5世纪末,长寿王又吞并了一些扶余,靺鞨和契丹部落;与北魏交锋;并保持了对新罗的控制。
内部纷争(531年-551年)
高句丽在6世纪达到鼎盛后,开始逐渐地衰落。高句丽安藏王被刺杀后,其兄安原王继位。在安原王时期,王室间的纷争加剧。两政治集团对王位继承进行争斗。最后年仅8岁的阳原王登基。不过对权力的争夺并没有结束。反对派的幕僚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军队,对自己的领地进行实际上的控制。内忧外患,6世纪50年代,高句丽北部受到游牧民族的袭击。但高句丽内部的幕僚争夺依然继续。
丢失汉江流域(551年)
551年,百济和新罗联手攻打高句丽。高句丽丢失朝鲜半岛中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肥沃的汉江流域。百济新罗联盟的主战者百济在对高句丽的战争几乎精疲力尽。553年,新罗以帮百济的名义出兵。但却对百济发动了攻势,最后将整个汉江流域全部纳入囊中。怒于新罗的背叛,百济圣王第二年攻新
罗西部以报复,但被新罗擒住,后被处死。朝鲜半岛中部的战争,对朝鲜半岛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罗对百济的攻击使百济成了朝鲜半岛的最弱者。新罗由于霸占到了人口众多,富裕的汉江流域,给其日后扩张打下良好基础。相反,高句丽却因丢失汉江流域而国力大减。另外新罗获得汉江流域后,疆域到达黄海,使其可以和中国直接贸易和建立外交。这样新罗就不再依赖高句丽而是新罗与中国的直接沟通,与联盟最终在7世纪给高句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高句丽与隋的战争  
589年,隋灭陈中国大部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598年,高句丽先发制人攻辽西,引发第一次高句丽与隋的战争。但是高句丽仍旧四处联结反隋势力开始认识到高句丽是中原潜在的边患。隋丽战争遂爆发。612年,隋的百万大军从陆路和海上侵略高句丽,一路破城四五十余座,后来由于隋军前线将领的指挥不当,造成渡过辽河进攻的3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613年隋炀帝亲征高句丽,但因杨玄感的反叛,造成此次战役取消。614年隋炀帝再次亲征高句丽,因为高句丽连年战事造成国内弊端甚多。615年隋炀帝又打算攻高句丽。但由于隋内乱加剧,攻高句丽的计划被取消。隋对高句丽的战争使隋朝国力锐减,并引发隋末民变。618年,导致隋朝灭亡。
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唐初贞观末期,东突厥基本被消灭了,四夷威服。贞观十七年(六百四十三年年),新罗遣使入朝,述说百济攻占其40余城,并与高句丽图谋断绝其唐朝的通路。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出使高句丽,命其停止争战,遭高句丽权臣、莫离支泉盖苏文拒绝,唐太宗遂决定发兵东征高句丽。次年十一月,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大军分道进击高句丽。十九年二月,唐太宗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张亮率水军渡海袭占卑沙城;李绩军攻克辽东重镇辽东城,斩俘两万余人。六月,唐军进至安市城(驻: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高句丽北部耨萨高延寿、高惠真率15万大军前来救援,被唐太宗击败,余众归降。七月,唐军开始围攻安市城。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于九月十八日班师还朝,没有达到征占高句丽的预期目的。此次唐太宗征讨高句丽,攻占辽东等十城,获七万余户,斩杀高丽兵4万余人,唐军阵亡数千人,战马损失十之七八。唐太宗回朝后,群臣建议对高句丽派偏师进袭骚扰,使其国人疲于应付,耽误农时,几年后即可使高句丽因粮荒而土崩瓦解,太宗采取了这一建议。以后,唐军采取了对高句丽发动骚扰性攻击的策略,共有以下几次:六百四十七年,太宗命牛进达和李绩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丽,拔石城,高句丽王遣其子高任武入唐谢罪;六百四十八年,太宗派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率3万大军乘楼船渡海,入鸭绿水,于泊灼城(今辽宁丹东东北)大败高句丽军;655年,因高句丽与百济联兵入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向唐求救,高宗命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击高句丽;658年,程名振攻克高丽赤烽镇(约在今辽宁海城境),斩首3000级;659年,唐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在横山(今辽宁辽阳附近华表山)大败高句丽军。公元660年,新罗灭百济,高句丽失去盟国,陷入孤立境地。次年,高宗下令对高句丽发动大规模进攻,发 35军,水陆分道并进。苏定方在坝江击败高句丽军,屡战屡胜,进围平壤;契苾何力于鸭绿水大败盖苏文之子男生,斩3万人。时百济旧将叛乱,而苏定方围平壤久攻不下,逢大雪天寒,退军时,左骁卫将军、沃沮道总管庞孝泰在蛇水战败,庞孝泰战死。这是高句丽灭亡前的最后一次胜迹。由于渊盖苏文在世期间一直未能采取明智的外交策略,导致唐朝与新罗联合必欲灭高句丽而后快。盖苏文在世时虽然尚能以高压控制高句丽政局,但高句丽内部已经危机四伏,当他死去时,高句丽已离覆亡不远。
高句丽的灭亡
公元666年,在泉盖苏文死后,世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但为二弟男建所逼,降于唐,造成高句丽内乱。唐高宗见状派契毖何力、庞同善等击高句丽,援救泉男生。不久,唐高宗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以后一年多时间,各战场捷报频传:李绩攻取高句丽军事重镇新城,并趁势将附近的16座城池全部攻下;薛仁贵在金山击破高句丽大军,斩首5万余级,攻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会师;李绩等攻占扶余城,斩俘万余人,扶余川中40余城亦望风归降,再战薛贺水斩俘3万余人,乘胜攻占大行城。到了668年春夏,各路唐军会师,推进至鸭绿栅。高句丽发兵抵抗,唐军奋勇出击,大败高句丽军,追奔200余里,攻拔辱夷城,高句丽其他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围平壤月余。泉男建仍然闭门拒守,并多次遣兵出战,皆败。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全部平定。
复兴运动
668年,高句丽灭亡后大批高句丽遗民展开了反对唐和新罗联盟的复兴高句丽运动,唐曾多次试图控制此地区,但都失败了。
高句丽将军剑牟岑最初在百济故地汉城立宝藏王后裔安胜为王,试图重建高句丽,并得到了新罗文武王金法敏的支持。但后来由于内部纷争,剑牟岑被谋杀, 安胜投靠到新罗。新罗给了安胜一片土地, 让他建立了报德国。新罗从未放弃对高句丽遗民的警戒,后来新罗神文王灭亡了报德国,安胜被赐予新罗王室的“金”姓。数千部众被迁移到新罗南部地区。
粟末靺鞨酋长乞乞仲象和他的儿子大祚荣于高句丽灭亡后的698年,乞乞仲象和大祚荣在黑龙江中下游两岸建立起震国并占据了原高句丽的部分国土。乞乞仲象去世后,713年大祚荣接受唐的策封改名为渤海国。渤海国被韩国主流历史界划入韩国史。
10世纪初,弓裔为反新罗建立后高句丽国。后高句丽国和后来取代新罗的高丽都继承高句丽。


文化习俗折叠编辑本段
高句丽三足乌及壁画
高句丽人崇拜起源于中原的神物三足乌。把其当做最高权利的象征,要高于朝鲜龙和朝鲜凤。这与中原人有所不同。高句丽人对三足乌的这种崇
拜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中有体现。高句丽古墓壁画有着丰富的内容,同时高句丽的射猎、战争壁画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边疆朝鲜民族所具有的尚武好战特点。
高句丽中的文化
高句丽人民以农业、渔猎为生,但农作物产量不多,使人民习惯节食。每年10月举行秋收祭典“东盟”,祭祀国祖神、隧穴神,其间人民歌舞庆祝。高句丽社会崇尚厚葬,以石为棺,加以金银等贵重陪葬物,外层多次封坟,砌成石冢。婚俗方面,高句丽行一夫一妻制,并允许男女以己意自由婚配,即所谓“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为之”。成婚后男方入住由女家准备的“婿屋”,待儿女长大,男方才可携妻儿返回男家。


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折叠编辑本段
韩半岛上最早建立政权的是箕子朝鲜(一说认为箕子朝鲜为邑落联盟)。箕子朝鲜是在中国的周武王灭商后,商朝大臣箕子率五千商朝遗民东迁至朝鲜半岛,联合土著居民建立的“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秦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
西汉卢绾叛乱后,燕人卫满率千余人进入韩半岛北部,依靠这里的中原移民的力量取代箕氏朝鲜,定都王险城(今平壤),史称卫氏朝鲜。箕氏朝鲜的末代王准进入韩半岛南部韩人的居住区,开创马韩国。燕人卫满建立卫氏朝鲜的历史在《史记.朝鲜列传》中有明确记载。附于篇后。
卫氏朝鲜立国之初,即明确了对西汉王朝的臣属地位。发展到卫满孙子右渠时,由于卫氏朝鲜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并直接威胁到西汉对东北亚诸民族的统治,汉武帝在公元108年发兵灭亡卫氏朝鲜,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将朝鲜北部收归西汉政府直接管辖。
公元前3世纪在朝鲜半岛南部出现了辰国。史书中记载韩半岛南部存在“三韩”,即弁韩、辰韩、马韩,但较大的方国和聚落联盟却只有马韩与辰国两个。弁韩是从属于辰国即辰韩的。西汉灭卫氏朝鲜设四郡以后,它们都隶属于乐浪郡。
辰国存在于马韩东部地区。《三国志》卷30《韩传》记载马韩在公元前3世纪的状况时说:“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其北方近郡诸国差晓礼俗,其远处直如囚徒奴婢相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这时的马韩已经出现了自己的国家。因而辰国也并非一个现代标准意义上可以认定的“国家”。
乐浪郡是西汉政府管理韩半岛事务的最高机构。在乐浪郡的统一管理下,韩半岛被划分为三个区域。
(一)大同江流域的乐浪郡的直辖地区。汉族在这个地区几乎占居民总人口数的一半,该地区实行与中原郡县完全相同的政令。
(二)乐浪郡东部都尉与南部都尉管辖下的地区。这里的汉族所占比例比大同江流域少许多,因而对该地区有一些特殊政策,但总的来说,还是执行中央的政令的,只不过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乐浪郡的下级官吏。
(三)半岛南部乐浪郡以外的地区。这里虽然也有部分汉移民,但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是由三韩民族与古朝鲜遗民共同建立的两个方国与聚落间的联盟,马韩与辰韩。虽然他们名义上是隶属于乐浪郡的,但实际上独立性较强,西汉政府未在当地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西汉政府以这种方式将整个韩半岛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
当时间进入到西汉初年,如果我们以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去观察公元前的东亚历史,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东亚只有一个成熟的国家,即古中国。这时的中国,以全部东亚为历史舞台,自由的展现自我的内聚力,并在空间上向其所能承受的极限发展。东亚文明的历史在此时期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匈奴帝国兴起于蒙古草原以后,中国第一次面对来自北方的挑战。在汉代展开的牵动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农耕帝国与游牧帝国的角逐,是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汉王朝所代表的农耕帝国的胜利,最终使蒙古草原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确立了古代中国版图疆域的格局。
在中国的影响下,在汉王朝控制力难达到的边远地区,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随着东亚只有中国的时代的结束,东亚各国如何相处这一新的问题也摆在了各国统治者特别是中国统治者的面前。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政治理念出发,不承认东亚存在与自己性质相同的国家,仍旧在进行着将全部东亚,也就是当时的全部已知世界纳入中国一体统治的努力。但在实践中,汉王朝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东亚各地区、各民族的巨大差异,因此,逐渐摸索建立一些特殊的地方管理体制以控制特殊地区。发展至唐代,特殊地方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中原郡县制之外的成熟机制,以至羁縻制成为唐代对边疆地区管理的一大特色。应用羁縻统治的方法,唐王朝将东亚绝大部分地区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民族的百济与新罗两个政权逐渐发展起来。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中,三韩民族以及其后继者与中原王朝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韩半岛民族最终建立完全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但其早期的历史在中原王朝的关系上是具有从属性的。作为邻国,我们完全尊重和善意的看待韩半岛的独立与尊严。但这种尊重是不应该以牺牲历史上的真实为代价的。
372年,百济近肖古王遣使东晋,建立起朝贡关系。晋文帝册封近肖古王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南北朝时期,百济与南朝,北朝都保持着朝贡关系,但与南朝的关系要更为密切。比百济稍后,新罗也开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贡。但新罗王位于韩半岛西南端,交通不便,因此,新罗与南北朝的交往也较少。
韩半岛上的历代百济王承袭着都督百济诸军事的头衔,作为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的特点十分明显,一度还曾受封为乐浪太守、东青州刺史这样纯粹的地方行政官员官称。只不过中央政府已经把管辖少数民族的权力授予高句丽,所以百济王从未带过领东夷中郎将、领东夷校尉等头衔。
这是因为,中国中央王朝封给高句丽、百济的官号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符合其地方行政统治需要的。因此,百济与新罗在从部落形式步入国家体制之初,其性质是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百济王与新罗王的封号
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可以佐证此点。直至隋唐时期,韩半岛国家与中国的这种长期性制度化的政治联系与日本与中国的政治联系所具有的偶然性与间断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区别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663年以后,新罗王除在位时间过短唐王朝未及加封者外,历代新罗王世袭鸡林州都督一职,其所辖地区是唐王朝所属的鸡林州都督,属于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政权,而不是独立国家,而新罗王的身份是唐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官员。
在新罗借助唐的势力占有了韩半岛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以后,至唐玄宗时期中原王朝始将萨水以南土地赏赐给新罗,唐与新罗以清川江作为行政管辖的界线,至此时新罗的势力开始向朝鲜半岛北部延伸。安史之乱后,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此时,诸多边疆民族地方政权迅速崛起,新罗也进入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但是新罗与中国所确立的长期封贡关系仍继续存在着,新王即位都要接受册封,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直接而深刻。10世纪初王建取代新罗在韩半岛建立新的王国,出于种种考虑,王建将这个直接脱胎于新罗的王国命名为“高丽”,我们称其为“王氏高丽”。王氏高丽的建立即是造成后人无法区分高句丽与韩半岛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亚各国的形成过程表现出很明显的次生性质。有已经步入成熟国家的中国作为模仿对象,使他们不必再摸索自己独特的国家演进之路。这极大的加速了各国的历史进程,使他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走完了中国用了两千年才走过的从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演进之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各国从政治制度到文化、风俗,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表现出与中国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不仅成就了中国“天朝大国”的梦想,也造就了其他国家相对落后的自卑感,这是东亚封贡体系与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基础。
明朝创立者朱元璋宣布15个不征之国,则标志着中国正式承认了东亚其他国家作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存在,而不再试图将其纳入中国的一体统治之中。从此,中原王朝在实践中却不再将与周属国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之间关系的延伸,也不再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这种关系,而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处理与这些属国的关系,即封贡体系或宗藩关系。中国与韩半岛的关系不仅较早步入封贡体系,而且一直是这一体系的典型,对后来中国全面确立的东亚封贡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李氏朝鲜之初,李成桂为了巩固统治,积极参与明朝建立的封贡关系。在他即位之初的半年时间里,就先后9次遣使明朝,说明国内政权更迭的原因,请求明朝皇帝更赐国号,以求获得明朝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朱元璋不仅承认了朝鲜,而且明确提出:“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明太祖实录》卷221)”
在赐李成桂国号“朝鲜”后,朱元璋说的也很明确:“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明太祖实录》卷225)”
而朝鲜积极主动地奉行事大政策,与明朝奉行德化外交相辅相成,使双方之间建立的封贡关系更加牢固而持久。事大保国成为朝鲜世代遵循的国策,而明朝在贯彻“不征之国”外交方针的基础上,把朝鲜纳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封贡关系成为东亚封贡体系中的典范。
明代的东亚的封贡体系并非只是一种形式。而是有着实质性的内容。这不仅体现体系内诸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上,也体现在安全与政治的领域上。在某种程度上,明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古典形式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同盟。在公元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驱动下的日本悍然发动侵略韩半岛的战争,在短时间内,李氏王朝即丧失了大部国土,国王逃到临近中朝边境的新义州向明庭恳请“内附”。
明朝为了援助友邦并粉碎日本东进大陆的企图,派兵入进入韩半岛参战,在韩方的协助下与日寇血战七年。最终将日本军队逐出韩半岛。战后,明朝即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从韩半岛撤军。在历史上这些以鲜血为代价的帮助背后,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对韩民族所能表达的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善意。但是韩半岛的历史学家却并未能客观的对待这段历史,2003年在韩国全国播放的百集长篇连续剧《不灭的李舜臣》中,明军的形象不但被丑化,作用也被贬低到极致。这些令人不快的现象根源于韩国民间蕴藏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使人不能客观看待历史的思潮,从长远来看,对中韩关系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经历王建高丽与李氏朝鲜时期而发展成为现代韩国的。理解韩国历史要注意区分两个要点。其一、王氏高丽区别于高句丽,前者是韩半岛南部三韩民族建立的古国,后者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古国。其二、李氏朝鲜区别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李氏朝鲜原由古新罗国和王氏高丽国发展而来,而“朝鲜”二字原为汉语词汇。这一名称被用来称呼韩半岛国家,始于明太祖对韩半岛李氏王朝的赐名。同为“朝鲜”,但两者的民族构成与历史归属都是不同的,“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属于中国历史体系,而李氏朝鲜是韩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古代高句丽曾占据过古朝鲜的领土,但古朝鲜为中华古国,所以高句丽仍为中国东北古国,以区别于三韩民族建立的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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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下午1点18分,在苏州举行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批准中国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的第30项世界遗产由此诞生。
高句丽——这个消失已久、也被误解了许久的边疆民族政权,以新的面貌走入人们的视野。
历史上的高句丽:
“高句丽”,史书中记作“高句骊”,简称“句丽”或“句骊”。高句丽政权始于公元前37年,止于公元668年,持续了705年之久,曾是中国东北地区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设四郡管辖辽东及朝鲜半岛北部,其中玄菟郡高句丽县就是高句丽人的聚居地。公元前37年,夫余人朱蒙在此建立高句丽政权。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包括吉林东南部、辽河以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公元668年,被唐王朝联合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所灭。
自汉至唐,我国历代王朝,包括分裂时期的各王朝都认为高句丽是边疆民族政权。如唐太宗视高句丽地区为中国的传统疆域,实现对高句丽的统一是完成“九瀛大定”的最后一项使命,这也是隋唐两朝不惜倾全国之力完成统一高句丽的重要原因之一。高句丽也没有“自绝”于中国之外,一直给自己定位为中央王朝的边疆地方政权,主动和中央王朝建立臣属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唐朝统一高句丽后,有一大批高句丽人不仅没有对唐朝抱有“亡国”之恨,反而为维护唐朝的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灿烂的高句丽文明:
由于主要活动在中原王朝管辖范围内,并与历代王朝保持着隶属关系,高句丽不论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中原王朝的强烈影响。辽宁省桓仁县与吉林省集安市是高句丽政权早中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所在,历时465年,是高句丽文化遗产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包括五女山城、国内城、丸都山城、12座王陵、26座墓葬、好太王碑和将军坟1号陪冢,主要分布在集安和桓仁境内,是已被历史长河湮没的高句丽所创造的辉煌文明的经典。
1877年,在高句丽从历史版图上消逝1200多年后,桓仁县(当时称怀仁县)县衙的一位名叫关月山的书启(秘书之类职务)于蔓草中发现了一个隐没的石柱。这个镌有汉字的石碑,就是史书失载的好太王碑。
公元414年,称为好太王的高句丽王高安(又名谈德)死去,被安葬在鸭绿江畔禹山脚下的坡地上,其子高句丽长寿王高琏选择了一块巨大的角砾凝灰岩,经粗略加工制成石碑,用以记录其父的功绩,这就是被后世称为“东方第一碑”的好太王碑。碑石高6米多,四面环刻文字共1775个,字体介于隶书与楷书之间,是高句丽保存至今最长的一篇实物文字资料。
将军坟位于集安城东北4公里龙山脚下的悬崖上,据考为二十代王长寿王陵,造型颇似古埃及法老的陵墓,有“东方金字塔”之称。其墓基长31米,高12米,墓体呈方锥形,共有7级阶梯,墓体建筑雄伟,造型明快庄严,是高句丽建筑技艺、艺术成就所达高度的一个缩影。
高句丽王城由平原城与山城相互依附共为都城,包括“国内城”与“丸都山城”(始名尉那岩城),是高句丽政权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2000年前的高句丽国王平时居住在平原城中,危险时则退守到深山中的卫城。这种“附和式都城”开创了中世纪都城建筑模式的一个先河。公元3年,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把王城从“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县境内)迁至“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国内城”以北2.5公里的“丸都山城”是高句丽早中期重要的一座山城王都。作为军事守备城,“丸都山城”曾有两次成为临时都城。
7000座高句丽时代的墓葬在高句丽王城外,位于群山环抱的洞沟平原上,许多都有精美的壁画,线条飘逸流畅,内容颇具传奇色彩,虽历经千年,仍色彩艳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高句丽的历史发展进程。高句丽壁画墓被誉为“东北亚艺术宝库”。据目前的发现,早期高句丽壁画墓大约出现在公元4世纪上半叶。壁画的内容是高句丽王公贵族家居、宴饮、歌舞、百戏、出行等社会生活。绘画方式一般是在石壁上抹白灰,然后在白灰上作画。壁画作品比较好地反映出该民族的独特传统,有酷似今天日本相扑的角抵运动,有骑马狩猎等场景,还有长白山森林中常见的虎、鹿、野猪、熊、狍子、白兔、雉鸡等动物。
五女山山城是高句丽第一代王城“纥升骨城”的部分遗址。山城依山势而建,呈不规则的楔型。山城东、西、北三面都是百尺峭壁,南面是险峻的陡坡,地形易守难攻。目前城内主要发现了3处大型建筑遗址以及城墙、哨所、兵营、蓄水池等遗址。
据研究人员介绍,从考古角度看,高句丽文化是在一个较低水平上突然崛起的。比如,在某一时期的贵族墓葬里发现有许多精美的陶器、铁器,而同时的百姓墓葬里还在使用石器,非常明显地说明它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目前发掘的高句丽古迹,约有2/3在今天中国东北境内,它们体现着高句丽早期文化特色。而高句丽后期南迁后,其文化特色更趋中原化,原有特色更少了。
“高句丽”与“高丽”无关: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把高句丽历史作为外国史,实际上这是个误会。公元918年,在高句丽灭亡250年之后,朝鲜半岛出现了一个也叫“高丽”的政权,因为统治者姓王,为和高句丽简称的高丽区别,学界称之为“王氏高丽”。虽然袭用了同一汉字,但王氏高丽和高氏高丽并没有继承关系。王氏高丽935年取代新罗,后灭百济,统一了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1392年,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并在1393年以“朝鲜和宁等号奏请”明朝,明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王氏高丽于是改号朝鲜,学界称为李氏朝鲜或李朝。
人们之所以将王氏高丽错误地看作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和我国的史书记载有一定关系。宋代以前,史书对高句丽的历史定位是准确的,由于战乱导致的文献失散及王氏高丽的误导等原因,宋代之后史书的记载开始出现混乱,乃至明显的错误。
高句丽文化遗产的保护: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在集安、桓仁陆续发掘了多处高句丽王城和贵族墓葬遗迹,对部分遭受自然损害的王陵进行维修,使高句丽丰富的文化内涵轮廓逐渐清晰。
对于世界遗产,保护是第一位的。高句丽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祖先创造的、不可再生的重要文化资源。为保护高句丽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政府于2002年在集安启动了《高句丽王城王陵与贵族墓葬地保护规划(2002~2020)》。这份规划共划定了包括国内城、丸都山城2个高句丽都城、12座王陵与好太王碑等2处附属建筑、27座贵族墓葬的43处保护区。“保护高句丽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成为集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国政府为保护高句丽古城所作的一切工作,反映了一个正在步入现代化的文明古国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尊重,以及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长远眼光。(实习编辑/张冠华 供稿《人民画报》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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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4-21 14:30:17 | 只看该作者


元朝与高丽一直保持着比较特殊的关系,自元世祖忽必烈后,高丽的历代国王几乎都是元朝皇帝的女婿(尽管其王后不一定是元朝皇帝的亲生女儿),而高丽的美女也成为一种特殊的贡品,元朝灭亡后,明朝继续接收这种贡品,后来的清朝也不例外。而赏赐高丽女子给大臣当小妾也成了皇帝的一种恩赐。而这种关系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经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后才逐步形成的。



当时的高丽国位于朝鲜半岛,与蒙古人兴起的漠北之地相距不远,因此,蒙古人兴起不久便与高丽有了联系。1216年,一支原依附于蒙古人的契丹军队造反失败后,流窜进入高丽境内,占领高丽江东城,并以此为据点四处烧杀抢掠。1218年,蒙古大将哈真统帅大军追击契丹叛军进入高丽,高丽国王派遣将军赵冲领军协助,并向蒙古军提供粮草。第二年,江东城守敌投降,哈真与赵冲举行盟誓,蒙古与高丽约为兄弟之国。蒙古从此年年遣使到高丽索要各种物品(从毛皮、绸缎到笔墨纸砚无一不要)。高丽国小民困,物产不多,敌视蒙古的情绪逐渐升温。1225年,一蒙古使者在出使高丽返回的途中被杀。杀死使者在蒙古人看来是不可饶恕的大罪,曾多次为此与别国开战。但由于蒙古大军西征,接着成吉思汗又在征讨西夏途中逝世,使蒙古帝国没有立即对高丽展开报复。直到1231年,撒礼塔才率蒙古大军进攻高丽,连战连捷的蒙军直逼高丽王城。高丽高宗无奈只好遣使议和,蒙古军队索取了巨额财物后退军。但仍在高丽的各京、府、县留下了72名达鲁花赤(镇守者),对高丽进行间接控制。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post_3351272_1.html/ ]

高丽民间的反蒙浪潮兴起,许多地方的达鲁花赤相继被杀。为避免蒙古的报复,高丽权臣崔怡决定迁都江华岛。被激怒的蒙古大军先后遣军7次征伐高丽,给高丽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不少地方因畏惧蒙古军威,纷纷举城归附蒙古。高丽有不少大臣也对与蒙古对抗到底的政策提出了质疑。同时,蒙古也在筹划另立高丽入质蒙古的质子为新君,而这一旦成为既成事实,高丽朝廷便面临边缘化的危险。1258年,高丽众大臣发动政变,杀死了主张弃陆保岛的权臣崔氏,出陆降蒙。1259年,蒙古与高丽达成和解协议,蒙军撤出高丽,高丽王室也承诺移居陆地,两国战争状态终于结束。1259年,高丽世子应蒙古要求入朝,前往正在四川前线督战的蒙古大汗蒙哥军营。当他到达六盘山时,得到蒙哥7月在钓鱼城去世的消息(正史说是染病,也有说是攻城时被宋军打伤致死的),于是改道向南,正巧遇见从前线班师的忽必烈。此时忽必烈正打算回去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高丽世子此时前来觐见,无疑是一个吉兆。他十分高兴,对部下说:“高丽远在万里之外,即使是英明如唐太宗,亲征也不能使其臣服,现在高丽世子主动来归附于我,这岂不是天意让我即大汗之位。”于是,忽必烈让王与自己一起北行,共同抵达开平。不久,高丽高宗去世,高丽世子回国即位,这就是高丽元宗。但1260年元宗继位后,国内并不安定,权臣林衍和金俊一直把持着朝政。而由于蒙古多次进军高丽,高丽国内的反元情绪不断高涨,对这位蒙古所立的国王本就十分不满,加上忽必烈南征南宋的时候,高丽又被迫为蒙军制造战舰,提供粮草,国人对亲元的元宗的不满达到了顶点。在这种情况下,1269年,高丽权臣林衍趁机废掉元宗,拥立安庆公为国王。得知消息的忽必烈立刻派使臣前去责问。在蒙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林衍被迫拥元宗复位。为了巩固高丽王室的地位,高丽元宗决定与元王室联姻,借助蒙古的力量保全王室,同时也好阻止蒙古吞并高丽,维持半独立的地位。1271年,高丽元宗再次遣使赴元,为高丽世子王昛请婚,同时遣世子王昛入元为质。忽必烈同意了高丽元宗的联姻请求,决定以自己13岁的幼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后封齐国公主)下嫁已经入元为质的王昛。公主年幼,直到3年后婚礼才举行。。婚后一个月,元宗就去世了,王昛归国即位,是为高丽忠烈王。

与元朝的联姻让高丽王室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原本对高丽国王粗暴无礼、颐指气使的元朝使臣和达鲁花赤们现在居然也开始讲起礼仪来,对忠烈王格外尊重,而这是元宗在世时想也不敢想的。显然这都与忠烈王成了大元皇帝忽必烈的附马有关。尝到甜头的高丽王室于是将娶个元朝公主作为保住王位和性命的首要任务。高丽忠烈王之后,除忠穆王和忠定王因在位时过于年幼,不宜娶妻外,其他国王娶的都是元朝的公主,其中忠肃王因丧偶故,前后迎娶了3位元朝公主。不过,显然忽必烈之后的元朝皇帝对高丽并不是十分看重,这些“公主”都不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尽管如此,这些元朝公主们在高丽还是享有极大的特权。她们一旦下嫁高丽国王,无论高丽国王是否已有嫔妃,元朝公主立刻就册封为正宫王后,其生的儿子则自动获得嫡子的地位,并且优先立为世子。同时,元朝公主们依仗元廷的支持,把握内宫权柄,甚至还多次干预国事,决定人事的任免。而从忠烈王开始,高丽国王们则普遍患上了惧内的病症(这与现在的韩国男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史书记载,虽然齐国公主嫁人的时候才16岁,而忠烈王已经39了,但齐国公主不改蒙古女子的火暴脾气,经常对忠烈王伸手就打,张口就骂,乃至棍棒相加,而忠烈王对这位公主老婆丝毫根本不敢得罪,只有躲在一边暗自落泪。

为表示对元朝的敬意,原本与中原汉人服式一致的高丽王室在服装和发式上开始效仿元朝衣冠。当忠烈王王昛以世子身份入元为质时,在“开剃”的同时,也改穿蒙古式服装。至元九年(1272)他短期回国时,已经是“辫发胡服”。“辫发”指的是剃蒙古发式,“胡服”自然是指蒙古式服装。蒙古男女均着长袍,多为窄袖,腰系帛带或皮带;女性有时在长袍外加罩半袖短衫,而且袍襟比男性长,有的甚至拖地。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说,蒙古“其服右衽而方领”,与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左衽袍服不同。不过从元墓壁画上的蒙古族服饰看,男子的确基本穿右衽长袍,而女性着左衽长袍者也屡有发现。王昛回高丽即王位后,朝廷大臣们一方面纷纷开剃,同时也陆续效仿国王改穿蒙古式服装。忠烈王四年二月,又下令“境内皆服上国衣冠”,也就是说全国人都要穿元朝式服装,戴元朝式帽子。据《元史·舆服志》载,元代之天子冕服,皇太子冠服,下至百官祭服、朝服,亦即各种典礼或官场中的正式服装是“近取金、宋,远法汉、唐”,但又说有关服色等第的规定,“蒙古人不在禁限”。这表明除重大典礼、仪式外,蒙古人一般穿着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服装。《高丽史·舆服志》也明确指出,“事元以来”“袭胡服”。可见,所谓“令境内皆服上国衣冠”,指的是穿蒙古式服装,戴蒙古式帽子。

元代蒙古族的冠制,即帽子式样男女有别。《黑鞑事略》载,蒙古男子“帽而夏笠”。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在其《草木子》一书中也说,蒙古“官民皆带〔戴〕帽,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盖兜鍪之遗制”。所谓“楼子”,指的大概就是笠,所以才说它是兜鍪〔古代头盔〕之遗制。所谓笠,是一种圆檐斗笠形帽,因为形状象钹,所以叫钹笠冠。这种冠有顶,冠后还垂一片帛以护颈。夏天也戴软帽,冬天则戴毛皮制软帽或毡帽。这类帽本来无前檐,后来忽必烈射猎时感到日光刺眼,察必皇后特意给加了前檐,从此蒙古族便都戴这种有圆檐、或前圆后方式的帽子了。后来大概受中原影响,蒙古族也有戴幞头的。蒙古贵族妇女戴姑姑冠。这种冠以木或竹为胎,外面包以红绢或帛,高二尺许,上面插以装饰彩色丝绸的柳枝或银枝。鲁不鲁乞《东游记》中称这种姑姑冠为“孛哈”。该游记,约翰·普兰诺·加宾尼的《蒙古史》,以及我国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草木子》等书中,对这种冠的形制均有具体描述。日常生活中,蒙古妇女也戴头巾。自忠烈王开始,高丽国王、臣僚乃至学生,一般都戴蒙古男式帽子。


高丽上下“皆服上国衣冠”,并不是元统治者的强迫命令,而是曾长期在元居住的国王带头“开剃”,穿戴蒙古式衣冠,大臣百官群起效尤,最后由高丽统治者下令在全国推行的。因此,当至元十五年世祖皇帝问康守衡高丽服色如何,康守衡回答“服鞑靼衣帽,至迎诏贺节等时以高丽服将事”时,忽必烈很惊讶,并说:“汝国之礼何遽废哉。”

蒙古族的习俗,也影响到高丽国王个人的爱好、行为等方面。从忠宣王开始,高丽国王大多有蒙古名宇。忠宣王的蒙古名叫益智礼普化,忠肃王叫阿剌讷忒失里,忠惠王叫普塔失里,恭愍王叫伯颜帖木儿,等等。忠烈王有时喜欢穿蒙古戎装。1274年当他迎接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返回开京时,面对京城百官和民众的欢迎队伍,他本应穿传统礼服。但忠烈王不听大臣的劝谏,坚持穿蒙古式戎服与公主同辇入城。忠烈王还非常喜欢打猎,这大概与他入元宿卫期间经常参加蒙古王公贵族的围猎有关。当了国王后,他仍沉溺于畋猎,经常亲持弓箭,臂驾鹰鹘,纵横驰突。他多次和公主一道行猎,常常是并驾齐驱。《高丽史·忠烈王世家》有关他与公主四出行猎的纪事,可以说不胜枚举。忠烈王之孙忠肃王同样喜欢田猎。他有时带数百猎骑进行大规模围猎,有时只率数人微行出猎。这祖孙俩还都喜欢打马球,都羡慕唐玄宗那种行猎、击球、饮宴的享乐生活,并极力效仿。为满足国王打猎之需,高丽也象元一样,专设饲养鹰鹞以供狩猎的鹰坊,鹰坊属户享有免役等特权。由于入高丽的蒙古公主、随从人员及达鲁花赤等的需要,而元政府又在高丽耽罗(韩国济州岛)等地放养大批马、牛,所以高丽有条件制取酥油等奶制品供公主等人食用,并有部分作为贡品进献于元。高丽国王、世子多在元住过较长时间,又有与其长期共同生活的蒙古妃子,蒙古风味的食品不时出现在国王、世子的餐桌上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www.tiexue.net/ ]

当然,元朝也不会一味的纵容高丽,作为附属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小国高丽除了献上些粮食牛马和人参之外,唯一让元朝看得上眼的特产好象也只有女人了。当时达官贵人们都以拥有高丽女奴的多少与数量相比较,女奴少且“质量”差的,往往被人取笑。因此,元朝不断向高丽索取女子。1287年,元世祖下旨要求高丽的处女必须先告官登记,否则不得出嫁。1307年,高丽王廷下令,全国13岁以上16岁以下的女子,不得擅自出嫁,以优先供元朝挑选。自1275到1347年,高丽共遣使赴元献处女16次。但即使是高丽国极其配合,也满足不了元朝对女人的需求,因为除了元朝皇帝及王公大臣需要高丽女子作为妃嫔妻妾或侍女以供淫乐外,元朝还需要大量女子配给军人作配偶。于是,高丽国为此专门成立了结婚都监和寡妇处女推考别监,除了处女还到处搜寻已婚妇女和孤儿、逆贼之妻、僧人之女、罪犯的妻女等,以满足元朝的需要(估计高丽人也很能生的。)。而高丽的王室女子的高官之女更是以献给元朝皇帝或王公大臣为荣。两家的姻亲关系也因此更加亲近,以至于元朝皇帝虽然换了不少,其中几个皇帝的家族还有相互敌对的,但与高丽的关系却一直十分亲密。而高丽贡女的地位在元惠宗时代也达到了顶峰。元惠宗的第二皇后奇氏便是高丽女。北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即是奇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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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4-21 14:31:19 | 只看该作者
从10世纪后半期到12世纪,高丽王朝由于全面建立起封建制度,克服了9世纪以后的社会混乱状况,大大加强了国力,发展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高丽王朝制定了鼓励开垦公、私荒田的征税率,开垦了许多荒地,还发展了养蚕业。11世纪前半期,国家在全国盖了12个官仓,用100多艘大船运粮。家庭手工业、民间专业手工业和国家手工业都得到了发展。著名的高丽瓷器和各种精致的高丽绸缎、麻布、金银工艺品和文房四宝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国内贸易也很兴隆。首都开京(今日的开城)有许多大商店和市场,地方城市也有商品集市。根据商业的需要,1040年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尺、斗、秤等度量衡器,12世纪初又铸造了“海东通宝”、“海东重宝”、“三韩通宝”等金属货币,进行流通。对外贸易也有很大发展。开城附近的礼成江成为国际商船云集的地方。高丽王朝同在中国北方建立起强大封建政权的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虽有过冲突和战争,但在更长的时间里是进行相互来往和贸易。1038年高丽使臣带着金吸瓶、纻布、高丽纸、墨、龙须席等物品去辽国;1063年,辽国送来《大藏经》;1088年辽国使臣带着23辆车、3匹马、2000只羊来到高丽。高丽和北宋的贸易往来尤为密切,其航路有南、北两条。北路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蓬莱)或密州(今诸城)出发,横渡黄海,到朝鲜半岛大同江口的椒岛,继续南行,到高丽京都开京附近的礼成江口。南路由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杭州乃至广州到高丽。两国交易的物品有绫罗绸缎、金银器皿、瓷器、药材、书籍、文具乃至摺扇等,不仅品种多,而且数量大。如公元1078年宋朝使臣安焘带给高丽的礼品达60多种,其中有国王龙袍二套、金花银器2000两、杂色川锦100疋、龙凤茶10斤、杏仁煮法酒10瓶等物品。公元1080年高丽使节柳洪赴北宋,携带有御衣二套、金花瓶器2000两、色罗100疋、人参1000斤、松子2200斤等30多种礼品。北宋民间商人前往高丽从事贸易活动的有100多批、3000余人。宋商运往高丽的商品中,还有香药、沉香、犀角、象牙等从西南亚转运来的产品。高丽特产更受中国欢迎。北宋著名诗人苏东坡说:“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只两指。”宋使徐竞说:“白摺扇藏于怀袖之间,其用甚便。”高丽时期文化艺术十分发达。公元1077年燃灯会上,550名歌舞者演唱歌谣和表演“四字舞”。当时曾编制过《十精历》、《七曜历》、《太一历》等历书,出版了《礼记正义》70卷、《毛诗正义》40卷以及《本草括要》等医书和《三国史记》等史书。高丽文化艺术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印刷技术和陶瓷工艺上。高丽早在12世纪末就发明了金属活字,把它用于印刷业,比欧洲首次使用铅字早200多年。高丽瓷器享誉海内外,其中以青瓷最为著名。高丽青瓷色泽幽雅柔和,图案美丽和谐,花纹独特大方,形状多样奇巧。古代工匠们在浅蓝翡翠底色上用镶嵌法烧制出河边戏水鸳鸯、芦苇丛中的大雁、彩云、仙鹤、花卉、蝴蝶等图案,式样有龙头形笔筒,鸽子、水鸭形的砚滴,麒麟、荷花形的香炉,石榴、春笋、葫芦、甜瓜形的水壶、花瓶、酒壶、瓷枕、瓷盒等。这些珍贵的工艺品充分显示出高丽人民的创造智慧和工艺技巧。



13世纪,高丽王朝被蒙古帝国征服之后归依蒙古。蒙古帝国在中国被明朝推翻后亲蒙古的高丽国王派亲明朝的大将李成桂征明。1392年,李成桂从鸭绿江边回兵,推翻高丽,建立朝鲜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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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4-21 14:32:11 | 只看该作者
高丽人目录
【概述】
【高丽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
【北方少数民族浚流】
【高氏高丽人政权】
【王氏高丽人政权】
【王氏高丽与高氏高丽的区别】
【中国史书对高丽混淆追源】
【韩国对两高丽的恶意歪曲】


[编辑本段]【概述】
  隋唐时期把今天的朝鲜/韩国称为“高丽”。〔注:“高丽”和“高句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但“高丽人”的叫法却延续至今。
  今天的“高丽人”,指的是朝鲜人、韩国人、以及海外韩裔的总体,他们同属“三韩后裔”〔简称“韩裔”〕。
  高丽人的民族,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称呼:
  中国大陆、朝鲜的官方中文/韩文称谓:朝鲜族(???)
  欧美、南洋、港台、韩国、日本的官方中文/韩文/日文称谓:韩民族(??? Korean)
  〔因为华人在西方国家有一定数量,所以西方国家对于很多事物也会有自己一套规范的官方中文称谓〕
[编辑本段]【高丽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
  大韩民国:48,970,969 〔当地称呼:韩民族〕 详见:韩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21,687,550 〔当地称呼:朝鲜族〕 详见:朝鲜
  美国:2,057,546 〔当地称呼:韩裔〕 详见:韩裔美国人
  中国:2,043,578 〔当地称呼:朝鲜族〕
  日本:660,214 〔当地称呼:韩裔〕
  俄罗斯及其他前苏联共和国:486,857 〔当地称呼:高丽人〕
  加拿大:110,000 〔当地称呼:韩裔〕
  拉丁美洲(主要在巴西):100,000 〔当地称呼:韩裔〕
  总计:74,616,714
[编辑本段]【北方少数民族浚流】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主要是以汉藏语系(汉人、羌人)和阿尔泰语系的人种构成(匈奴、铁勒、突厥、回纥、维吾尔、沙陀、鲜卑、乌桓、契丹、蒙古、奚、肃慎、夫余、高丽、女贞、满洲等)。对阿尔泰语系民族可以以根据地域和语族进行进一步的划分:可分为肃慎系统、濊貊系统、东胡系统、匈奴系统、突厥系统。此外还有部分北方民族属于非汉藏语系或阿尔泰语系的其他系统。这些北方民族与中原的汉族以及周边其他民族一起交往融合,不断的有新的面貌出现,可以说北方民族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也在演绎着一种进化,而这种进化往往向往于中原华夏文明的形式,也就是在这样的变迁中,实现了对同一文化的认同。
  尽管在今天可以通过一些分类法对北方各民族的种族划属进行归纳,但是实际上在过去的岁月中,各民族不断的融合中,很多差异悬殊的民族会构成新型的民族。如所谓“铁弗”,意为匈奴父、鲜卑母之裔,即匈奴与鲜卑两民族的融合体;元代则对中原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奚人、契丹人、渤海人、汉儿统称为“汉人”,原来南宋统辖下的人民对称为“南人”;清代女真人建立八旗制度,还融合了一部分的蒙古人、汉人、索伦人、高丽人,形成的“满洲人”。
  有些北方民族则在其统一的过程中将其他民族归纳于自身使之形成一体,比较突出的是柔然、突厥、回纥、党项、蒙古等,在其兴起征服期间,大多将原先一些部族融合于自身。而更多的民族则在一过程中融入到比较先进文化的民族中,突出体现的是融入到中原的华夏民族中去。如前所述,元代以后的中原北方汉人实际上有汉人、女真人、奚人、契丹人、渤海人、汉儿等;再如南北朝之后,北方的鲜卑族等也与汉人无异。
[编辑本段]【高氏高丽人政权】
  “高句(gōu)丽”(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史书中也写作“高句骊”,简称“句丽”“句骊”,现又叫“高氏高丽”) 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地方政权。由于高句丽的特殊地理位置,而且国土横跨今日的中国及朝鲜,韩国,双方都声称高句丽是属于他们本国的原始民族。
  高句丽王族姓高氏,有多种说法。《晋书》载“朱蒙自以高辛氏之后,姓高氏”;《三国遗事》载“自言是天帝子,承日光而生,故自以高为姓”;李朝李承休《帝王韵记》载“朱蒙初诞,举国高之,故姓高氏”。不过三条记载都不大可信。
[编辑本段]【王氏高丽人政权】
  高丽(??),简称丽,是亚洲中世纪时一个位于东亚朝鲜半岛的王国(西元918年-1392年),由王建所建立。1287年起高丽王兼任征东行省达鲁花赤,成为元朝属国,1356年恭愍王回复独立。 13世纪至14世纪时曾向元朝称臣,被元朝划为行省之一,全称为“征东行中书省”,直到元朝灭亡为止。为免与高句丽混淆,在中国大陆又称之为王氏高丽。 历史
  918年后高句丽国弓裔王的部将王建被部将拥立为王,推翻弓裔,定都于迁都至自己的家乡松岳,并改称为开京(即今朝鲜开城),改国号为高丽。935年灭新罗,936年灭后百济,建立高丽王朝。 高丽王朝成立后,采用了中土国家的皇室制度,直到1275年向元朝称臣为止。这与后来朝鲜王朝采用比中国低一级的名称的诸侯制度区别很大。例如: 首都被称为“皇都”;
  首都的皇宫被称为“皇城”;
  国王的命令称为“诏”;
  国王的继任人被称为“太子”,而不是“王世子”或“元子”;
  国王的母亲被称为“太后”,而不是朝鲜王朝的“大妃”。
  官制与中原相同,尚书省、中书省、六部、枢密院等。
  993年,高丽被辽国击败,被迫断绝和北宋的关系,向辽国称臣。此后为防入侵,高丽在北方修筑了千里长城。1127年被迫臣服金国。1135年西京平壤发生“妙清之乱”,引发全国范围内的农民暴动。 在抵御契丹和女真期间,军人势力大增,1170年和1173年,以武将郑仲夫为首,发生两次政变。政变军人废立国王,大杀贵族文官,最终建立了武将崔忠献挟持国王的“都房”政权。1231年蒙古军进攻高丽,国王和王室贵族迁都江华岛,高丽三别抄义军抵抗蒙古和元朝军队至1273年。 1275年,元朝命令高丽更改官职爵号,尚书省和中书省改为佥议府,枢密院改为密直司,御史台改为检察司,吏部和礼部改为典理司,刑部改为典法司,侍中改为中赞,平章事改为赞成事,朕改为孤,奏改为呈等等。同时废止了高丽的庙号制度。之后的李氏朝鲜亦继承了高丽向中原称臣之后的官职及习惯。 1280年元朝为了进攻日本在沈阳设置征东行省,干涉高丽国政。1281年随着进攻日本失败解散征东行省,1287年再设征东行省,这以后高丽王兼任征东行省达鲁花赤,成为元朝属国,1356年恭愍王时回复独立。 1359年红巾军侵入高丽。1368年明朝推翻元朝,1387年朱元璋要收复原东北元朝属地,高丽国王仍然依附蒙古残余势力北元,拒绝归还,派都统使李成桂进攻辽东。李成桂反对出兵,发动政变,1392年在开城废黜国王自立,改国号为朝鲜,高丽灭亡。
[编辑本段]【王氏高丽与高氏高丽的区别】
  王氏高丽立国于高句丽灭亡250多年之后的公元918年,935年取代了朝鲜半岛的另一个政权新罗,翌年又灭亡了后百济国,统一了半岛中南部大部地区。至公元1392年,王氏高丽的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并在1393年以“朝鲜、和宁等国号奏请”明朝,明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王氏高丽遂改号朝鲜,学界一般称之为李氏朝鲜或简称李朝。此即我国明清时期的朝鲜国。
  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名为高丽的政权。一是立国于公元前37年,在我国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境内出现的名为“高句丽”的地方政权,我国史书也称之为“高丽”。另一个立国于公元918年,在朝鲜半岛,也名为“高丽”。为将其区分,学界一般以“高氏高丽 ”称呼前者,因为其统治者姓高;以“王氏高丽”称呼后者,因为其统治者姓王。因为两个政权都名为高丽,后人或以为二者有前后相继的关系,或将其混为一体,致使人们对高句丽历史的认识产生极度混乱,而实际上二者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主要体现在:
  一、两个政权立国时间悬殊,历史发展归属不同
  高氏高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最初为西汉玄菟郡高句丽管辖,后逐渐强盛,但并未断绝和中央王朝的臣属关系,进入隋唐时期后,因其不遵从隋唐两朝诏令,不断扩张,并阻塞朝鲜半岛其他政权入贡中原王朝的道路,结果导致隋唐两朝的征讨。公元668年,高氏高丽终于为唐朝统一。高氏高丽的辖境最初完全由唐朝安东都护府(治所最早在今平壤)管辖,几十年后有一些辖境为我国历史上另一个地方政权渤海国占据,一些划归兴起于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权新罗,一些仍由安东都护府管辖;高句丽族则绝大部分被唐朝迁徙到中国内地,后和汉族融合,小部分融入周围各族之中,其王族后也绝嗣,立国7个世纪之久的高氏高丽最终消失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而王氏高丽立国于高氏高丽灭亡250多年后的公元 918年,935年取代朝鲜半岛的另一个政权新罗,翌年又灭后百济国,统一了半岛中南部大部地区。至公元1392年,王氏高丽的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并在 1393年以“朝鲜和宁等号奏请”明朝,明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王氏高丽遂改号朝鲜,学界一般称之为李氏朝鲜或简称李朝,此即我国明清时期的朝鲜国,其疆土发展为现在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和韩国,人民发展为现在的朝鲜族和韩族。
  二、统辖区域不同
  高氏高丽初立国于我国境内的鸭绿江支流浑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后扩展到鸭绿江以东以南地区和图们江附近,统治中心最初在今辽宁桓仁县,后迁至今吉林集安,公元427年迁至平壤。高氏高丽在我国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最强盛时期的疆域四至大致是:东至日本海,西以辽河为界,北达今吉林省珲春市一带,南到北汉江以北。据《高丽史·地理志》载,王氏高丽在建国110年后的疆域最北在今大同江以北龙兴江一线,其北是我国历史上的地方政权渤海国的辖境,渤海灭亡后是我国的边疆民族女真人的活动地域。也就是说,王氏高丽的辖境基本上是继承了新罗的疆域,其北部地区虽然有一部分与高氏高丽的辖境重合,但在高氏高丽灭亡初期即已经归新罗所有。由此看,王氏高丽统辖的区域并非高氏高丽的旧地,早期在今平壤以南,一在南一在北,王氏高丽占据平壤以北是后来的事情,全部占有半岛鸭绿江以东和图们江以南地区则是14世纪末叶,但此时王氏高丽已经为李朝取代,因而在统治区域上两个高丽也难以构成继承关系。
  三、辖境内民族构成不同
  高氏高丽辖境内的人民以高句丽族为主。高句丽族的族源是我国上古时期古老民族秽貊人东迁后的夫余、高夷、沃沮、小水貊、东秽等,后又融合了卫氏朝鲜遗民的后裔、汉人、鲜卑人等。这些来自于不同民族的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融合一体,史书和学界一般以高句丽族称之。王氏高丽辖境内的人民以新罗人为主。王氏高丽本即是新罗国民所建政权,兼并新罗和后百济之后,新罗人和百济人成为了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新罗人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辰韩和弁韩人,高氏高丽灭亡后虽然有一部分高句丽人加入其中,但不是新罗人的主源。百济则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人。也就是说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以来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人为主,大量的史书记载也表明王氏高丽人和我国古人是把王氏高丽看作“三韩氏旧”的。这些源于半岛南部的民族成员,在王氏高丽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融合为一族,史书和学界一般称之为高丽族。王氏高丽为李氏朝鲜取代后,朝鲜也因此取代高丽,成为其族称,并沿用至今。
  四、王氏高丽非高氏高丽后裔王氏高丽的王族也并非是高氏高丽的后裔。关于王氏高丽建国者王建的族属,《高丽史》的作者认为“高丽之先,史阙未详”,但据我国学者考证,王建极有可能是西汉乐浪郡汉人的后裔,因为王氏是当时乐浪郡的望族,且人户很多。王建在临死时亲授的《十训要》中不仅未言自己是高氏高丽的后裔,而是说自己出身平民,并称“赖三韩山川阴佑”,统一了马韩、辰韩和弁韩“三韩”,其后代也多以拥有“三韩”自居。以常理推之,如果王建是高氏高丽后裔,出于统治的需要,定当会大肆宣传,也可证王氏不是高氏的后裔。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王氏高丽都难以和高氏高丽构成继承关系。
  1. 高句丽民族是古代东北地区夫余人所建立的。其领土主要部分处于汉朝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公元前37年,夫余人朱蒙在玄菟郡高句丽县辖区内建立政权,国都为纥升骨。
  2. 高句丽历史上,对中国时叛时附。高句丽帝国的扩张大致上始于大武神王高无恤时代,也就是王莽窜汉时代。王莽贬高句丽为下句丽,从此引发了战火。高句丽连战得手,击败新莽政权,占有乐浪。并吞并了周围的小国,势力进入朝鲜半岛。后光武帝刘秀击败高句丽,收复乐浪,以朝鲜半岛上清川江为界,以北归东汉,以南归高句丽。后来,高句丽趁五胡乱华时期大举入侵,名义上尊奉北方政权,但暗中掠夺土地,到南北朝末,不仅占有了辽东四郡,而且征服了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政权,迫使其臣服。
  3. 隋统一后,为收复辽东四郡地方,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隋炀帝失败引发国内的叛乱。隋亡后,唐王朝仍然不忘收复四郡,终于在公元668年灭亡高句丽,高句丽人大部分被唐军俘虏后带入内地,分布在河北山东地区,一部分逃入百济,新罗。百济,据说是高句丽贵族所建立的国家,后来唐也灭亡了位于朝鲜半岛的百济。
  4. 在高句丽灭亡后250年,新罗人的大将王建弑主自立,建立了王氏高丽政权。之所以叫高丽,是新罗曾经臣服于高句丽,自居为高句丽继承者。但是,新罗人是朝鲜半岛上的三韩人(马韩、弁韩、辰韩)的后裔,与夫余人的高句丽没有血缘关系,有高句丽人融入其中,不等于就是高句丽人。王氏高丽为李氏高丽取代,李氏高丽臣服于中国,自称“中国孝子”(朝鲜《宣祖本纪》37),明清都是如此,直到1910年日韩合并,李氏高丽灭亡。李氏高丽是南北朝鲜的前身。无论王氏高丽还是李氏高丽,领土都不出朝鲜半岛。
  5. 朝鲜人自己以前也不认为是高句丽后裔。建立王氏高丽的王建在临终前的“十训录”中称自己建国“赖三韩山川庇佑”,可见自认为是三韩后裔,不是高句丽人。在文化传承上,王氏高丽直到今日朝鲜族继承了高句丽很多,但日本继承中国文化也很多,不能说中国历史就是日本历史。
  6. 人们之所以将王氏高丽错误地看作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和我国的史书记载有一定关系。我国古代将高句丽简称为高丽。高句丽又称为“高氏高丽”。宋代以前,史书对高句丽的历史定位是准确的,由于战乱导致的文献失散及王氏高丽的误导等原因,到了宋代之后史书的记载开始出现了混乱,乃至明显的错误。
  《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 ”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一个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作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将属于中国历史的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都纳入到了朝鲜史中。其结果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政权冒名顶替,而且作为王氏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因此,王氏高丽并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汉代兴起于朝鲜半岛的马韩、辰韩、弁韩发展为新罗、百济;百济为唐朝灭亡,新罗又为王氏高丽取代;后来李氏朝鲜取代王氏高丽,最终发展为近代韩国与现在的朝鲜半岛南北朝。这些政权的疆域从来就没有超出过朝鲜半岛及其附属岛屿。
  王氏高丽对高句丽历史的歪曲
  高丽王朝自称继承高句丽,自《旧五代史》开始,历代正史却将不分高氏高句丽与王氏高丽王朝,并承认两者有继承关系。关于中国史书不辨两个高丽的原因,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3宋元丰五年(1082)二月己巳条可以看出:“史馆修撰曾巩言:‘窃考旧史,高句骊自朱蒙得纥升骨城居焉,号曰高句骊,因以高为氏,历汉至唐,高宗时其王高藏失国内徙。圣历中,藏子德武安东都督,其后稍自为国。元和之末尝献乐工,自此不复见于中国。五代同光、天成之际,高丽王高氏复来贡而失其名。长兴三年乃称权知国事王建遣使奉贡,因以建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伷,伷弟治,治弟诵,诵弟询,相继而立。盖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传二十一君而失国。其后,复自为国,而名及世次兴废之本末,与夫王建之所始,皆不可考。” 高句丽21王的谱系清晰可考,但高句丽灭亡之后几百年,怎么会出现一个王建的高丽来,史馆坦承“皆不可考”。然而,王氏高丽向宋朝奉上了一个将王氏高丽和高句丽连接起来的“高丽世次”,公式继承高句丽社稷。中国各政权从此不辨两个高丽,承认高氏高句丽与王氏高丽王朝有继承关系。
  《资治通鉴》卷201中记载了唐高宗对高句丽的看法,他认为高句丽百姓也是他的百姓,这表明唐对高句丽所属的态度:“戊寅,上幸九成宫。夏,四月,丙辰,彗星见于五车。上避正殿,减常膳,撤乐。许敬宗等奏请复常,曰:“彗见东北,高丽将灭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谪见于天,岂可归咎小夷!且高丽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许。戊辰,彗星见。”
[编辑本段]【中国史书对高丽混淆追源】
  王氏高丽立国于918年,1392年为李氏朝鲜取代,时跨我国五代中期至明朝初期,故《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都有《高丽传》或《朝鲜传》,并都将高氏高丽的历史略述于前,从而形成了王氏高丽为高氏高丽继承者的错误认识。
  综观这些史书的记载,《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
  《旧五代史.高丽传》,北宋薛居正撰著,全文如下:
  【高丽,本扶余之别种。其国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在京师东四千余里。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对卢已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十余,大城置傉萨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咸以金饰。唐贞观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总章初,高宗命李绩率军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国遂自立君长,前王姓高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贡。周显德六年,高丽遣使贡紫白水晶二千颗。】
  《新五代史.高丽传》,北宋欧阳修撰著,全文如下:
  【高丽,本扶余人之别种也。其国地、君世见于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号略可晓其义。当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岩来,而其国王姓名,史失不纪。至长兴三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建,高丽大族也。开运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其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铁。六年,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高丽俗知文字,喜读书,昭进《别叙孝经》一卷、《越王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一卷。《别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义》,以“越王”为问目,若今“正义”;《皇灵》,述延年辟谷;《雌图》,载日食、星变。皆不经之说。】
  《宋史》为元人脱脱等撰写,书中为王氏高丽传单列一卷,其内容为:
  【高丽,本曰高句丽。禹别九州,属冀州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之玄菟郡也。在辽东,盖夫余之别种,以平壤为国邑。汉魏以来,常通职贡,也累为边寇。隋炀帝再举兵,唐太宗亲驾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责力征之,遂拨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为君长。后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职贡。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贡......】
  后记述的是王氏高丽和宋朝交往的史实。
  《辽史》和《金史》也为元人脱脱等撰写,自然是沿用了《宋史》的有关记载不需一一引述。
  《元史》,明宋濂、王韦等撰,也为王氏高丽单列一传,其开头为: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焘凡二十七王,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
  《明史》,清张廷玉等撰,此时李氏朝鲜已经取代了王氏高丽,故,《明史》所立传为《朝鲜传》,其开头为:
  【朝鲜,箕子所封国也。汉以前曰朝鲜。始为燕人卫满所据,汉武帝平之,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末,有扶余人高氏据其地,改国号曰高丽,又曰高句丽,居平壤,即乐浪也。已,为唐所破,东徙。后唐时,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徙居松岳,曰东京,而以平壤为西京。其国北邻契丹,西则女直,南曰日本,元至元中,西京内属,置东宁路总管府,尽慈岭为界。明兴,王高丽者王颛。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赐玺书。二年送还其国流人。颛表贺,贡方物,且请封。帝遣符玺郎偰斯赍诏及金印诰文封颛为高丽国王,赐历及锦绮......(洪武二十五年)冬,成桂闻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
  从上述这些史书的记载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旧五代史》将高氏高丽和王氏高丽混杂在一起仅仅是之后各史误记的开端。如果说新旧五代旧对两个高丽关系的记载还不很明确,中间还缺乏有效的连接,那么《宋史》用“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王句话就将二者紧密的联系在起。
  《元史.高丽传》从内容上看不仅是承袭了《宋史》的错误,而且将箕子朝鲜的史实也引入了《高丽传》。
  《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情况做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
  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东徒复国--------->王氏高丽---------->李成桂改号前的朝鲜--------->李氏朝鲜
  更为错误的是,为了使记载更加圆满,将唐王朝灭亡高句丽时对高句丽人的“
  西徒”即迁入内地,变成了“东徒”(《明史》以前的史籍虽有‘东迁’说,但是指王都‘东迁’平壤),以使后述的“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合理化。
  如此,不仅王氏高丽变成了高句丽的继承者,而高句丽也成了箕子朝鲜的继承者,更有甚者,李成桂在篡夺了王氏高丽政权后将国号改为朝鲜则成为了是对箕子朝鲜的继承。
  就这样,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政权袭用,而且作为王氏高丽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由此也带来了今人在认识我国古代东北地区地方政权沿革状况方面出现了许多错误的看法。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指出古人的不足并不是指责古人,最主要的目的是澄清史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实际上王建是夺的弓裔之位,而其一生最大的敌人是甄萱。这两支势力都是直接从新罗分裂出来的。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弓裔本为新罗王子。
  弓裔所建之国,称为‘泰封’,甄萱所建之国称为‘后百济’(该政权实际上是纯粹是都是新罗人),王建夺弓裔之位后建立高丽。朝鲜半岛出现了,原新罗(已经衰败)以及(王氏)高丽和后百济三只势力。
  但是这三支势力全部都是出自新罗。与两百多年前的百济和高句丽已没有多大关系。
  仔细看以下内容就可知,甄萱实际上是新罗人。弓裔的身份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公元十世纪上的半岛三国,全部都是新罗和从新罗分裂出的势力。和两百多年前的三国没有可比性。
  《三国史记.甄萱传》
  甄萱,尙州加恩县人也。本姓李,後以甄为氏。父阿慈介,以农自活。後起家为将军。初,萱生孺褓时,父耕于野,母饷之,以儿置于林下,虎来乳之。鄕党闻者异焉。及壮,体貌雄奇,志气倜傥不凡,从军入王京,赴西南海防戍。枕戈待敌,其勇气恒为士卒先。以劳为裨将。
  唐昭宗景福元年, 是新罗眞圣王在位六年。嬖竖在侧,窃弄政柄,纲纪紊弛,加之以饥馑,百姓流移,群盗蜂起。于是萱窃有觎心,啸聚徒侣,行击京西南州县。所至响应,旬月之间,众至五千人,遂袭武珍州,自王。
  犹不敢公然称王,自署为新罗西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全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汉南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
  是时,北原贼良吉雄强。弓裔自投为麾下,萱闻之,遥授良吉职为裨将。萱西巡至完山州,州民迎劳,萱喜得人心,谓左右曰:“吾原三国之始,马韩先起,後赫世勃兴,故辰、卞从之而兴。于是百济开国金马山,六百余年,摠章中,唐高宗以新罗之请,遣将军苏定方,以船兵十三万越海,新罗金庾信卷土,历黄山至泗比,与唐兵合攻百济灭之,今予敢不立都于完山,以雪义慈宿愤乎。”
[编辑本段]【韩国对两高丽的恶意歪曲】
  (以下出自韩国国家官方网站)
  〈中国传统上依据“中原王朝与夷人”的二分法来研究历史。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即中国内地)的朝代是繁荣与文明的“中原王朝”,其周边各国是没有文明化的“夷人”。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对于本国历史的研究应局限于“中原王朝”,从定义上来说,所有其他周边各国应该排除在外。
  但是,今天的中国是由汉族与其他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由于这一原因,自从现政府1949年成立开始,中国一直奉行“从历史之初中国便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他们认为中国所有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在中国领土之内展开的所有历史都顺理成章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由此,根据传统历史研究原则本应该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的众多少数民族历史仅仅由于他们发生在中国领土范围之内便被披上了中国历史的外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不顾合法依据与历史潮流,仅仅依据现有的国土,试图确定违背历史本质与进程的“领土第一的历史观”。
  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也将高句丽历史看作韩国历史的一部分。很明显,他们不可能以“现有领土”为基础对历史进行任意篡改。而且,高句丽与现代韩国人有着真实的种族联系,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韩国是高句丽王朝历史惟一并合法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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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4-21 14:33:26 | 只看该作者
郑重声明:高丽,为古高句丽,这是一个属于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与今天的朝鲜族没有任何关系。

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和考古凭据,结合朝鲜古史记载(《尚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东史纲目》、《三国遗事》、《三国史记》、《三国史略》、《高丽史》、《丽史提纲》、《东国通鉴》、《东史纂要》、《东史会纲》等古今历史资料),公元前11世纪,即公元前1100年,主政中国的商朝族群,生活在北京燕山地区往南的渤海湾山东到太行山地区范围,包括中原今河南地。西周初创时期,周武王封商皇族公子,箕子经略朝鲜(潮仙〈汕 shàn〉,因水多有汕水而得名)的时候,位置在今天燕山地带往北的辽河流域及朝鲜半岛地域。朝鲜是西周王朝管辖的诸侯封地名称,如同当时封姜太公在山东的封地名称为齐,朝鲜是周王朝管辖的北方诸侯箕子的封地名称。1973年在燕山地带北的辽宁西部喀左县发现西周早期铜鼎,腹内底壁铭文是“箕侯”字样。这是重要的封侯礼器,说明箕子后代在辽河西部有封祭地。由此形成的朝鲜族群,是华夏族群在北方发展的分支,当时把箕子封地经略辽河流域朝鲜半岛的族群,泛称为朝鲜,包括迁到辽河流域生活的濊貊族群的后继分支夫余族群。箕子带来华夏农耕经济文字文明,开发朝鲜半岛,平壤有箕子墓。特别是汉武帝统一朝鲜半岛,对朝鲜族群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巨大的影响。那时候尚无高丽国以及族群的存在。其后东北地区的族群,都是古濊貊-肃慎族群的衍生后继形成的族群。

     西汉武帝的第三代继承人,西汉元帝的建昭2年,即公元前37年,濊貊-肃慎族群的后代分支,汉称夫余王子朱蒙(朱明、东明、邹蒙),为躲避祸难,往南逃到卒本川,今天辽宁省的东部桓仁满族自治县地区,建立卒本夫余,定都纥升骨城。西汉成帝元延3年,即公元前9年,朱蒙逝世,经营19年,不断扩展地域,威胁着自箕子封朝鲜以来,到汉王朝管辖的辽河流域朝鲜半岛族群的地域势力范围(西汉时为辽西、辽东、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地域)。

     朱蒙的后继人,第二代琉璃明王,打败濊貊-肃慎族群的后代分支鲜卑,但是恐慑于夫余族群的讨伐,于西汉平帝元始3年,即公元3年,把都城往东迁到今天吉林省鸭绿江边集安市地区的古国内城。西汉王莽天凤元年,即公元14年,琉璃明王往西攻打灭掉今天集安市西面太子河流域的梁貊,乘胜夺取高句丽县,占居高句丽故地,从此把卒本夫余改名为高句丽,并以高为姓氏。由此,高句丽国名出现,俗称高丽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科学研究结论认为,夏王朝政权出现在公元前的 2071年,也就是说,高句丽这个族群和国名,是在华夏族群王朝国家政权出现两千多年后,西汉末年的公元14年王莽时期出现的,并且是从古濊貊-肃慎族群的,箕子封朝鲜族群分化出的分支。

    高句丽的第三代太武神王时期,本来属于夫余族群的高句丽,频繁用兵攻击夫余。公元21年,高句丽把夫余王杀害,但是最终战败。出于无法向西扩展,公元26 年,高句丽征服盖马国,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北部地区。随后降服句荼国。高句丽的扩张行为,引起当时东汉政权的严重关注和干预,太武神王向东汉王朝谢罪请求饶恕。但是此后多次侵扰东汉控制的辽东地区和东汉政权,危害着东汉政权在辽东地区的统治势力。东汉以后的华夏族群历代王朝政权,屡遭高句丽侵扰,生产和社会生活遭到严重破坏,中原王朝被迫先后发起三次对高句丽的大规模讨伐,高句丽濒临灭亡。

     公元410年,华夏中原地域北方是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南方是东晋时期。高句丽的十九代广开土王时期,得到强势发展。破契丹,攻占朝鲜半岛百济,击败入侵的倭寇,占领新罗,迫使夫余臣服,继而往西用武力占据辽东地区。412年,广开土王死后,长寿王即位,迁都平壤城。继续往南侵犯新罗、百济,往北与中原王朝媾和。

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原。灭陈的第二年,高句丽婴阳王高元即位,隋文帝册封为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郡公、高丽王。598年,高句丽王率靺鞨骑兵一万多进攻辽西,高句丽与隋朝的战争由此爆发。

     唐朝建立后,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缓和与中原的关系,连续派遣使臣入唐朝贡,与唐朝修好。唐高祖册封荣留王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句丽王,并且放回隋朝时虏获的高句丽人。

     唐太宗贞观后期,大唐空前强盛,东突厥被消灭。贞观十七年,即公元643年,新罗派遣使臣入朝,述说百济攻占新罗40多城,并且与高句丽图谋断绝新罗与唐朝的通路。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出使高句丽,劝阻停战,遭到高句丽权臣,莫离支泉盖苏文的拒绝,唐太宗因此决定发兵东征高句丽。唐朝对高句丽先后八次较大的战争。公元666年,高句丽内乱。唐高宗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全军,分道合击高句丽。668年春夏之交,唐王朝进军到平壤城下,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开城门,唐军进城,高句丽平定,高句丽国灭亡。

     唐朝平定高句丽后,分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镇守,高句丽的历史结束。

     简言之,公元14年高句丽国名产生,公元668年高句丽国灭亡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仅存在654年。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灭高丽后,中国的历史、东亚的古代历史上不存在高句丽国,只存在中国。箕子封朝鲜地域族群融合濊貊后继夫余族群,泛称为朝鲜族群。分化出的高句丽族群在高句丽国灭亡后,本属夫余族群分支的高句丽,又融渗于泛称朝鲜的民俗族群。周武王封商贵族箕子经营朝鲜之前,夫余族群及辽河流域朝鲜半岛族群没有文字经济文明,箕子封朝鲜后带来华夏族群农耕经济的文字文明,长期熏染融合为华夏族群分支朝鲜族。部分朝鲜族群中的夫余族包括高句丽,保存夫余族群生活民俗通古斯语言习惯,长期脱离华夏族群融合地域的辽东地区,往鸭绿江以北的朝鲜半岛发展,但是接受华夏农耕经济文字文明,成为历史上习惯称呼的朝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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