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届全会就作出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13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学者龙应台曾在1999年出任台北市的兽人文化局局长，从江湖之远到庙堂之上，龙应台完成了自己的社会角色跨越，其文化思考也因此有了更日常、务实的维度。这样的是在思考或许能为我们现在提供一些参考视角。 文化？他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插肩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频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里的私人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犯规，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具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而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味、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英格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利的地区，愈是穷困。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是的，文化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付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制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等。有些文化很轻易就过关，有些却长期陷在传统历史的制约泥沼中，无能自拔。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会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文化洗了他的灵魂，疗了他的伤口。 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原本不属于这段历史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量的社会。 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象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创意充沛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身份认同——也会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不易解体。 所以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品味教养。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手所触摸、心所思虑的整体环境的美丑。文化是经济，它的产业所值——媒体、设计、建筑、音乐、电影、电子、广告、文字、体育、观光旅游......早就是先进国家的经济项目大宗。文化是外交、当政治协商融礁、军事行动不可的时候，文化是消弭敌意唯一的方法。尤其对于弱势国家，文化可以是以柔克刚的军队、温柔渗透的武器。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思想有多么深厚、它的想象力有多么活泼、创意有多么灿烂奔放、它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么旺盛，彻底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它的未来。 当整个社会都将文化轻忽地理解为茶余饭后的唱歌跳舞，矮化为少说精英的个别需求时，政治任务也就理所当然地蔑视文化。文化，当人民自己松懈的时候，它就变成强韧的合唱指挥棒，政客的仕途垫脚石。 请一只老鼠吃饭找谁？ 政府这个机器的特色是官僚本位主义。什么叫做官僚本位主义？对外，它的思考逻辑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以管理者的方便为目标。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在很多欧美的城市里，我们到处都看见街头艺人在大街、广场、公园里拉小提琴、唱歌、演木偶戏、画画、脚下放着一顶破帽子或罐头盒，行人高薪了就把钱往里头丢，城市洋溢着活泼生动的文化艺术气息。另外一些城市里却完全看不见这样的景象，譬如台北，为什么呢？ 因为大街、广场、公园，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有“管理条例”，而所有的管理条例都禁止这样的演出行为。为什么禁止？因为对于管理而言，“方便管理”市委的逻辑，在这个单一逻辑下，街头艺人对市场管理处而言，就是违法摊贩；对交通警察而言，就是交通阻碍着；对公园处而言，就是破坏公园环境者；对税捐处而言，用罐头收钱而不缴税，就是逃税者。 官员害怕弹性，因为弹性会带来额外工作。官员逃避创意，因为创意会到来额外风险，只要管理方便，那还有比什么“禁止”更简单的管理方法呢？至于“禁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人民使用哦你公共空间权利的剥夺，对城市气氛的压抑，艺术家的失等，不是任何一个部门需要考虑的。这，就是官僚本位主义ABC。 最有潜力发展的又是什么？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用缺乏数字管理的能力来解释中国在明朝以后落后与西方的原因。数字管理在文化的领域里和任何其他领域里一样关键。没有科学的基础调查，所谓愿景的制定犹如瞎子摸象，可能离社会的真实需要非常遥远。我在大陆的很多城市看到巨大宏伟的博物馆——那是人民的文化愿景吗？博物馆巨大而空旷，里头的文物少的可怜，里头的访客更少得凄凉。博物馆之巨大宏伟，与城市人口不成比例，与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准和消费能力，更不成比例。谁，用了人民的钱，去建了那样伟大而荒唐的文化设施？再决定兴建之前，他做过多少科学调查、数据的整理？ | 
发表于 2015-10-1 06: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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