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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编辑在唐朝初年的政坛上，活跃着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生于一个世代贫寒的农民家庭，他胸藏济世之才，却一直很不得志，他来到了长安准备大展才略，可囊中差涩，住在客店里，经常被店主冷落讥笑，后来，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让他得到了一代雄主唐太宗李世民的赏识，从此青云直上，也有了用武之地，为唐朝初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个人就是马周。马周，幼时父母双亡，孤苦伶仃，不过，他十分好学，通过不懈的努力，他通读了很多的史书，加上他的天资聪颖，在他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满腹经纶了。然而他生性豪放，也有些怪异，周围的人都瞧不起他。唐高祖武德初年，马周终于出仕，当上了邻郡的一名低级文职人员，可他认为这对他是大材小用，做的很不开心，整日里以饮酒为乐，不务正事。这一点很象三国时期的名士庞统，可庞统得到了诸葛亮的推荐，马周的狂放不羁却受到当时博州刺史达奚恕的责骂，说他不是做官的材料，马周一怒之下挂冠离职，周游山东一带。后来，他来到了国都长安，他知道唐太宗是个非常有雄才大略的明主，如果自己能得到皇帝的垂青，一定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可是马周来到离长安不远的新丰镇的时候，因为身上的钱不多，住在一家低档的旅店里，还经常拖欠店钱。店主对马周冷眼相待，经常出言不逊，马周也不介意，有一次，马周让店主拿来一斗八升的酒来，独自豪饮，一个人也不要菜佐酒，一次喝下了如此多的酒，把店里的人都惊呆了，店主也看出了他不象一般的人，也不再难为他了。不久，他来到了长安，面对举目无亲的他乡异地，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他通过一些途径投靠了当时的一位官职也不太高的中郎将常何（这个人非常重要，是太宗的亲信重臣，当年玄武门之变，镇守玄武门的即常何也），门下做了一个门客，好在常何为人比较正直，对马周也很照顾，马周就这样在长安安下身来。
苦心人，天不负，命运之神终于垂青了这位胸怀大志的青年人。公元631年（唐贞观五年），唐太宗李世民要求在朝官吏每人都要写一篇关于时政得失的文章，常何是个武将出身的，不会舞文弄墨，见皇帝要他写文章，不禁着急起来。马周得知了这个消息，便本着报恩的想法，主动提出替常何写这篇文章，常何很高兴，便让马周代自己写。过几天，常何把马周缮写的这篇关于时政的文章呈给了唐太宗观看，李世民看过后大吃一惊，他知道常何不善长文才，怎么也能写出这么透彻的文章来。他有些不相信这是常何写出来的，便问常何这倒底是不是他写的，常何为人诚实，没有冒功，便老老实实的对皇帝说：“臣没有这个本事，这是臣的门客马周代臣写的。”李世民一听常何门下居然有这么一个奇才，很高兴，并产生了立刻想见见这位人才的想法。他想到做到，命人到常何府中将马周叫来，可没想到马周架子还很大，被派去的侍从一个人回来了。唐太宗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再次派人去请马周，一直派出了四次使者，才把这位性格高傲的马周请到了皇宫。马周感觉事情已经做的差不多了，便高兴的来到了宫中，唐太宗见到了这位穿着普通却气质非凡的年轻人时，就感到这个人非同一般，便和颜悦色的和马周谈起了当时政治局势以及为政之道。马周侃侃而谈，从古至今的为政得失谈的非常细致，让李世民大为惊叹，直叹相见恨晚。立刻让马周到掌管机要的门下省任职，虽然官职很小，可是，以马周的真才实学及李世民对他的赏识，升迁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没过一年，马周就当上了权利很大的监察御史，对他十分信重。唐太宗为了表扬发现马周的常何，赐给常何三百匹锦帛。酷爱读史的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马周的那份时政奏折。他在《新唐书·马周传》上批注：“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批注中的“贾生”即指西汉的贾谊，他所作的《治安策》被毛泽东评价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毛泽东认为马周之奏折，是继贾谊《治安策》后历朝历代的“第一奇文”。能得到毛泽东的如此评价，足见马周论时政奏折的非同凡响。我们不妨看看这“第一奇文”究竟奇在哪里？（见下文的“马周的谏言”）
马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十分感激唐太宗的信任。他觉得自己得到的不仅是高官厚禄，更得到了一个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他尽其所学为唐朝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公元633年，马周上书皇帝，对李世民为太上皇李渊大建宫室的做法提出了比较宛转的批评。在这篇奏折中，马周写道：“微臣每读经史，见前贤忠孝之事，臣虽小人，窃希大道，未尝不废卷长想，思履其迹。臣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马之养，已无所施，顾来事可为者，唯忠义而已。”他从自己的经历开始说起，说李世民的想法是对的，对待父母就应该尽孝道。马周认为唐朝初建，百业待兴,老百姓还很不富裕，应该以发展国力为先，等到以后国力有余了，再修建宫室尽孝道也不为晚。马周在这篇奏折中以非常平和的口气对李世民的这种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结果也很奏效。李世民看到后觉得马周说的很对，不但没有生气，除了停止了修建宫室之外，还加封了马周的官职，让他更多参与朝政，马周更有了伸展抱负的空间。
公元638年(唐贞观十一年)，马周又上书皇帝，从以前的朝代兴亡开始议论，并重点谈了隋朝灭亡的原因。他说唐朝建立前的那几个朝代之所以存在的时间很短，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只有二三十年。为什么这些朝代会存在了这么短的时间就灭亡了？最主要的原因这些时代的君主不懂得爱护百姓，一味的挥霍奢侈，对老百姓横加剥削，一是耗费了大量财力，二是失去了民心，三是统治者昏庸无能，不会用贤良的人才，最终灭亡。他还重点谈了隋朝灭亡的原因，他认为隋朝在文帝杨坚时的基础很雄厚，本来是可以长治久安的。可是炀帝杨广当皇帝以后，开始腐化堕落起来，剥削百姓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最终失去了天下人的心，被人杀死在扬州。马周劝李世民要以隋亡为鉴，时时刻刻要记得隋亡的教训，不能因为天下刚刚平定下来就走隋炀帝的道路，只有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才能巩固唐朝的统治，才能使唐朝由乱到治。李世民通过这篇奏折，更看到了马周出色的治国才能，更加重用起马周来。
马周为了长安能够维持更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他在长安城中的主干道上设立了许多警鼓，如遇上特殊情况，就命人击鼓为信，好及时的维护社会治安。
殷仲容马周碑公元639年（贞观十二年），马周迁为中书舍人。唐太宗曾经对左右的人说：我一天见不到马周就想他。可见马周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当时的宰相岑文本也说马周的才能可比汉朝的张良和终军，对马周的才能也是深为敬佩。到了公元645年（贞观十八年），马周当上了宰相（中书令），他同时还兼任皇太子李治的老师，对李治淳淳教导，教李治如何治政，对李治当皇帝以后治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唐太宗为了表彰马周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亲自为马周题辞：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对马周所做的一切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在这名臣云集、大贤辈出的唐朝初年也是不多见的。
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马周因为一直为国事操劳，在长期的工作中积劳成疾，最后一病不起。唐太宗见到马周病倒了，便派当时医术最好的名医给马周看病。并且唐太宗还亲自为马周熬药，还命皇太子李治以弟子礼来看望马周，希望他能早日康复。马周也想继续为大唐的发展壮大再多做几年，可惜他的身体已经到了无药可治的地步，终于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这一年只有四十八岁。他在临死之前，命家人把他这十几年给皇帝上的奏折统统烧掉，并说：春秋战国时的管仲和晏子经常数落国君的错误而出名，我不想做这样的人。马周死后，唐太宗为他举行了规格很高的国葬，并特别把马周的遗体陪葬在自己的皇陵。
马周虽然壮年逝世，但他毕竟也实现了人生的目标--佐明君治盛世，唐朝初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都有马周的一份功劳，马周是唐朝初年一位很出色，很有成就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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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言编辑其一，劝谏唐太宗节俭治国，力戒奢侈。他从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切入，告诫唐太宗应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如此才能让天下人对当政者“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马周历陈尧、禹及西汉文景二帝节俭之事例，抨击当时朝中滋长的奢靡风气。其二，劝谏唐太宗以“百姓苦乐”为国之兴衰的权衡标准。马周指出“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他说隋朝虽然积蓄大量的仓米、布帛、金银，但这些最终却成为帮助造反者的财物。而今老百姓本无多少积蓄，我们还在强敛暴征，百姓颇有怨言，认为是朝廷不忧民怜民。进而提出“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的观点。
其三，劝谏唐太宗高度重视基层政权建设。马周认为诸王与功臣的分封应该得当，不可“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他尤其强调重视郡县官吏的选拔任用，提出“天下者，以人为本”，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安排贤良的官吏赴任，才可能真正造福一方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
臣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馀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於人心。岂无僻王，赖前然哲以免尔！自魏、晋已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崇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馀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且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务。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於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至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昔唐尧茅茨土阶，夏禹恶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复可行於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工，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时代差近，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臣闻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作法於理，其弊犹乱。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
臣窃寻往代以来成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当修之於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帝大业之初，又笑周、齐之失国。然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周、齐也。故京房谓汉元帝云：“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不可不戒也。
往者贞观之初，率土荒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讟。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馀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以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唯在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是国之常事，要当人有馀力，而后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竟以资寇，积之无益也。然俭以息人，贞观之初，陛下已躬为之，故今行之不难也。为之一日，则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劳矣，而用之不息，傥中国被水旱之灾，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因之窃发，则有不可测之事，非徒圣躬旰食晏寝而已。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励精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
太宗曰：“近令造小随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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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轶事编辑四请马周历史上有刘备三顾茅庐、恭请诸葛亮出山辅佐汉室的故事，留下流传千秋的纳贤佳话。其实，盛世明君唐太宗也有一段四请马周的故事。太宗不仅在草创基业、马上定天下时注重求贤，而且在登基称帝后，更是思得忠良以匡辅国政。他"三请马周"破格用才的故事，显示出他思贤若渴的明君本色。
贞观三年，天下大旱，严重的灾情已危及国计民生。唐太宗忧心如焚，多次率百官求雨并极为虔诚的谴责自己。太宗求天不应，便召集群臣商量对策。他宣布，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要指出朝廷政令的得失，并提出几条具体的意见。这可难坏了武将常何，他回到府中，愁眉不展。正好家中一位名叫马周的落魄朋友，漫游到长安，借住在他的府中。得知了常何的为难之事，马周不假思索，伏在案上，洋洋洒洒的向朝廷提了二十多条建议，文辞非常优美。
次日早朝，常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奏疏呈现给太宗。太宗一看，这些建议有根有据，切中时弊，确属可行，但武夫常何决非有这神来之笔，便问他是何人所写。常何告诉太宗为马周所写。太宗又问马周是何样之人，常何便向太宗介绍说：“马周是清河茌平（今山东茌平）人，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尤其精通先秦诸子的典籍。由于自负才学出众，清高而孤傲，郁郁不得志。他在博州一所学校教书，常受地方官的训斥，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离家远游。他穷困潦倒，经常受人欺凌，历尽艰辛来到长安，住在臣家，乃当今一大奇士也。”
致酒行-----李贺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史籍记载
马周，字宾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窭狭。嗜学，善《诗》、《春秋》。资旷迈，乡人以无细谨，薄之。武德中，补州助教，不治事。刺史达奚恕数咎让，周乃去，客密州。赵仁本高其才，厚以装，使入关。留客汴，为浚仪令崔贤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丰，逆旅主人不之顾，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众异之。至长安，舍中郎将常何家。
贞观五年，诏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学，周为条二十余事，皆当世所切。太宗怪问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间未至，遣使者四辈敦趣。及谒见，与语，帝大悦，诏直门下省。监察御史，奉使称职。帝以何得人，赐帛三百段。周上疏曰：
臣每读前史，见贤者忠孝事，未尝不废卷长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马之养，已无所施；顾来事可为者，惟忠义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归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窃自惟念无以论报，辄竭区区，惟陛下所择。
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右，墙宇门阙，方紫极为卑小。东宫，皇太子居之，而在内；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虽志清俭，爱惜人力，陛下不敢违，而蕃夷朝见，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雉堞门观，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矣。
臣伏读明诏，以二月幸九成宫。窃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视膳。今所幸宫去京三百里而远，非能旦发暮至也。万有一太上皇思感，欲即见陛下，何以逮之？今兹本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热处，而陛下走凉处，温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诏书既下，业不中止，愿示还期，以开众惑。
臣伏见诏宗室功臣悉就籓国，遂贻子孙，世守其政。窃惟陛下之意，诚爱之重之，欲其裔绪承守，与国无疆也。臣谓必如诏书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贵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尧、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袭封嗣职，兆庶被殃，国家蒙患。正欲绝之，则子文之治犹在也；正欲存之，则栾黡之恶已暴也。必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人，宁割恩于已亡之臣，则向所谓爱之重之者，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以户邑，必有材行，随器而授。虽干翮非强，亦可以免累。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世者，良得其术也。愿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也。
臣闻圣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为本，故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孔子亦言“吾不与祭，如不祭”，是圣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践祚，宗庙之享，未尝亲事。窃惟圣情，以乘舆一出，所费无蓺，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书皇帝入庙，将何以贻厥孙谋、示来叶邪？臣知大孝诚不在俎豆之间，然圣人训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
臣闻致化之道，在求贤审官。孔子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举之为重也。臣伏见王长通、白明达本乐工舆皁杂类；韦般提、斛斯正无他材，独解调马。虽术逾等夷，可厚赐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与外廷朝会，驺竖倡子，鸣玉曳履，臣窃耻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与士大夫为伍。
帝善其言，除侍御中。又言：
臣历观夏、商、周、汉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岂无僻王，赖先哲以免。自魏、晋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隆禹、汤、文、武之道，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岂特持当年而已。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诏减省，而有司不得废作，徒行文书，役之如故。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尧之茅茨土阶，禹之恶衣菲食，臣知不可复行于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而罢露台，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功，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摇。向使高祖之后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时代差近，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臣闻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作法于治，其弊犹乱。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
臣窃寻自古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当脩之于可脩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纣笑桀之亡，而幽、厉笑纣之亡，隋炀帝又笑齐、魏之失国也。今之视炀帝，犹炀帝之视齐、魏也。
往贞观初，率土荒俭，一匹绢才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无谤讟也。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易粟十余斛，而百姓咸怨，以为陛下不忧怜之。何则？今营为者，多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畜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积布帛东都而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有国之常，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以资寇邪？
夫俭以息人，贞观初，陛下己躬为之，今行之不难也。为之一日，则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劳，而周之不息，万一中国水旱，而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窃发，非徒旰食晏寝而已。古语云：“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诚欲厉精为政，不烦远采上古，但及贞观初，则天下幸甚。
昔贾谊谓汉文帝云“可痛哭及长叹息者”，言：当韩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时，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赖诸王年少，傅相制之，长大之后，必生祸乱。”后世皆以谊言为是。臣窃观今诸将功臣，陛下所与定天下，无威略振主如韩、彭者；而诸王年并幼少，纵其长大，陛下之日，必无他心，然则万代之后，不可不虑。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在诸王。皆由树置失宜，不豫为节制，以至灭亡。人主岂不知其然，溺于私爱尔。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诸王已多，其宠遇过厚者，臣愚虑之，非特恃恩骄矜也。昔魏武帝宠陈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闭同狱囚焉。何则？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宠陈思王，适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国，何患不富，而岁别优赐，曾无限极。里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自然也。今大圣创业，岂唯处置见子弟而已，当制长久之法，使万代奉行。
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尔。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岩廊之上，夫复何为？古者郡守、县令皆选贤德，欲有所用，必先试以临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为宰相。今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折冲果毅身力强者入为中郎将，其次乃补边州。而以德行才术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
疏奏，帝称善。擢拜给事中，转中书舍人。
周善敷奏，机辩明锐，动中事会，裁处周密，时誉归之。帝每曰：“我暂不见周即思之。”岑文本谓所亲曰：“马君论事，会文切理，无一言可损益，听之纚纚，令人忘倦。苏、张、终、贾正应此耳。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恐不能久。”俄迁治书侍御史，兼知谏议大夫，检校晋王府长史。王为皇太子，拜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迁中书令，犹兼庶子。时置太子司议郎，帝高其除。周叹曰：“恨吾资品妄高，不得历此官。”帝征辽，留辅太子定州。及还，摄吏部尚书，进银青光禄大夫。帝尝以飞白书赐周曰：“鸾凤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周病消渴连年，帝幸翠微宫，求胜地为构第，每诏尚书食具膳，上医使者视护，躬为调药，太子问疾。疾甚，周取所上奏章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过，取身后名，吾不为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赠幽州都督，陪葬昭陵。
初，帝遇周厚，周颇自负。为御史时，遣人以图购宅，众以其兴书生，素无赀，皆窃笑。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万，周遽以闻，诏有司给直，并赐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县，食必进鸡，小吏讼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县广费，食鸡尚何与？”榜吏斥之。及领选，犹废浚仪令。先是，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后置鼓代之，俗曰“冬冬鼓”；品官旧服止黄紫，于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青；城门入由左，出由右；飞驿以达警急；纳居人地租；宿卫大小番直；截驿马尾；城门、卫舍、守捉士，月散配诸县，各取一，以防其过；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将假方士术求见其仪形。高宗即位，追赠尚书右仆射、高唐县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庙庭。
子载，咸亨中为司列少常伯，与裴行俭分掌选事，言吏部者称裴、马焉。终雍州长史。 赞曰：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1]
太平广记马周者，华阴素灵宫仙官也。唐氏将受命，太上敕之下佐于国。而沉湎于酒，汨没风尘间二十年。栖旅固馁，所向拘碍，几为磕仆。闻袁天纲自蜀入秦，善于相术，因诣之，以决休咎。天纲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尔，何相之有耶？”周大惊，问以禳制之术。天纲曰：“可自此东直而行，当有老叟骑牛者，不得迫而与语，但随其行，此灾可除矣。”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门，果有老叟骑牛出城。默随其后，缭绕村径，登一大山。周随至山顶，叟顾见之，下牛，坐于树下，与语曰：“太上命汝辅佐圣孙，创业拯世，何为昏沉于酒，自掇困饿。五神已散，正气凋沦，旦夕将死，而不修省邪？”周亦懵然未晓，叟曰：“汝本素灵宫仙官，今太华仙王使人招汝。”即引入宫阙，经历宫门数重，至大殿之前，羽卫森肃，若帝王所居。趋至帘前，有宣言责之者，以其受命不恭，堕废所委，使还其旧署，自责省愆。叟与所使数人，送于东庑之外别院中，室宇宏丽，视其门则姓名存焉。启钥而入，炉火鼎器，床榻茵席，宛如近所栖止。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长大奇伟，立于前曰：“我皆先生五脏之神也。先生酣酒流荡，浊辱于身，我等久归此矣。但闭目，将复于神室也。”周瞑目顷之，忽觉心智明悟，并忆前事。二十余年若旬日之间耳。复扃鐍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谢过，再禀其命，来诣长安。明日复诣天纲，天纲惊曰：“子何所遇邪？已有瘳矣。六十日当一日九迁，百日位至丞相，勉自爱也。”如是，贞观中，敕文武各贡理国之策。周之所贡，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遗监察御史里行，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书令数年。一旦群仙降其室曰：“佐国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征命，无复留也。”翌日无疾仙逝，谥曰忠公，其所著功业，匡赞国政，扬历品秩，国史有传，此不备书。
贞观政要马周，博州茌平人也。贞观五年，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时太宗令百官上书言得失，周为何陈便宜二十余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问何，何对曰：“此非臣所发意，乃臣家客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授监察御史，累除中书舍人。周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故动无不中。太宗尝曰：“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十八年，历迁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职兼两宫，处事平允，甚获当时之誉。又以本官摄吏部尚书。太宗尝谓侍臣曰：“周见事敏速，性甚慎至。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朕，实藉此人，共康时政也。”
翻译：
马周是博州茌平人．贞观五年时，到了京师长安，在中郎将常何家中寄宿．当时唐太宗李世民让文武百官上书说他的得失，马周帮助常何罗列出二十余件事情，让他上奏，结果都很符合圣意．唐太宗对此事感到很奇怪，就问常何，常何回答说：“这些都不是微臣的意思，都是属下的食客马周所提出的．”唐太宗即刻召见马周，没到达的期间，曾四次派遣属下去催促．到了晋见后，唐太宗与马周谈得很高兴．授予他监察御史一职，并连官中书舍人．马周为人机智善辩，能上奏，十分了解事情的原由，所以上奏没有一次不合太宗心意．太宗曾说过：“对于马周，若有一时不见，就要想想自己有什么不是了．”贞观十八年，马周迁官中书令，兼职太子左庶子，马周已经兼职两官，处理事情平静合理，得到了当时许多人的赞赏．后又因为本分升官吏部尚书．太宗经常对身边的侍者说：“马周处事迅速，天性谨慎．至于评价他人，直言不讳，比之我所派遣之人，还是他比较合乎我的意思．既然已经表现出他的忠诚，亲附于我，也实在只有他，能够与我共同使社稷安康！”
野史逸闻马周西行长安，至新丰，宿于逆旅。主人唯供诸商贩而不顾周，遂命酒悠然独酌。主人翁深异之。及为常何陈便宜二十余事，太宗怪其能。问何，何答曰："此非臣发虑，乃臣家客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遣使使催促者数四。及谒见，语甚悦，授监察御史。奏罢传呼，置鼓，每击以惊众，时人便之。迁中书令。周病消渴，弥年不瘳。时驾幸翠微宫，敕求胜地，为周起宅，名医内使，相望不绝。每令常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为调药，皇太子临问。（出《谈宾录》）
【译文】
马周西行去长安，中途走到新丰，住在一家旅店里。店主人只顾招待照顾一些有钱的商人，而顾不上照顾马周。马周便要了酒菜，悠然自得地独自喝酒，店主人感到他是个很奇怪的人。后来他协助常何处理了二十多件积压已久，很难处理的公务。太宗皇帝觉得常何很能干，常何说："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我们家的食客马周协助处理的。太宗皇帝当天就急着召见马周，马周没有及时赶到，太宗皇帝接连派了四个人前去催促。见面以后，太宗皇帝对马周的谈话非常满意，任命他为监察御史。太宗皇帝命令摆上鼓乐庆贺。每一下鼓乐的敲击声，都震惊了众人，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马周任中书令以后，得了糖尿病，一年多也没有治好，一次皇帝到翠微宫，命令选一块好地方给马周建一座住宅，并且派名医和使臣不断去探望马周。皇帝还派人将皇宫里的饭菜送去给马周吃。太宗皇帝还曾经亲自为马周调药，皇太子也经常亲临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