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潭马家堰马英九家谱及马英九《祭父文》 - 中昌瑞得文化产业（北京）有限公司---中华马氏研究

   左起：马善田. 马鹤凌
湖南湘潭马家堰马英九家谱：第1世：马服君，原名赵奢（始祖）第2世： 马拔，别名赵牧，字扶风 第3世： 马隐，别名马兴，字萃园  第4世： 马丛，别名马嵩，字素庵  第5世： 马丹，别名马述，字浩然第6世： 马浚，字存诚  第7世： 马谷，别名马权，字荆谷 第8世： 马通，别名马政，字达，号迪奕  第9世： 马宁，别名马宾，字致和 第10世： 马果，别名马昌，字懋中  第11世： 马宫，别名马仲，字昊卢第12世： 马援，字文渊， 汉成帝封新息侯、伏波将军 第13世： 马廖，号昆玉，字敬平，封顺阳侯  第14世： 马麟，字耀祖 第15世：马融，字季长，东汉大经学家，南郡太守第16世：马驰，字兴邦，顺阳太守第17世： 马胜，字奇成 第18世： 马良，字季常，号白眉 第19世： 马平，字知远  第20世： 马任，字永兴 第21世： 马绍，字开宇  第22世：马喆，字多才  第23世：马忠，字忠诚. 第24世：马陆，字声宏第25世：马壮第26世：马礼，字振世第27世：马珪，字英杰第28世：马俊，字品苏第29世：马勤，字三保第30世：马周，字宾王第31世： 马成，字成龙. 第32世：马瑶，字振坤第33世：马鑫，字财广  第34世：马强，字刚毅第35世：马异，字庭秀第36世：马飞，字腾云第37世：马殷，字坝图第38世：马范，字希范. 第39世：马伟  第40世：马英，字行球  第四41世： 马弘，字发龙，号在田 第42世：马植，字继光第43世：马扩，字智宏第44世：马兴，字开图第45世：马远，字遥父，号钦山第46世：马垦，字子仪. 第47世：马添升，讳贵，字京甫  第48世：马敬可，生一子正初  第49世：马正初  第50世：马成中第51世： 马光佑  第52世：马彦祥  第53世：马惟敬  第54世：马添诚  第55世：马良，东汉文士  第56世：马敦宪  第57世：马朝表  第58世：马国庠  第59世：马以任  第60世：马达朝  第61世： 马裔锦 第62世：马槐  第63世：马世锳第64世：马士贤第65世：马尚湘第66世：马志柏第67世：马学艽第68世：马遵照第69世：马大基，字介藩，号立安第70世：马鹤凌，派名人松，字树生  第71世：马英九：生于1950年7月13日，祖籍：湖南湘潭市衡山县. 第72世： 马唯中、马元中。以下是
                     马英九《祭父文》：
   结缘五五年，来生再续缘——悼亡父鹤凌先生
民国九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晚上，台北国泰医院七楼加护病房中，两天前因心肌梗塞入院急救的父亲仍在作最后的奋斗。七点十五分，仪器上的心跳指数陡降为零，他终於在妈妈、大姊、三姊、内子美青与我的陪伴下，结束了八十五年精采的一生。我站在床边，紧握他余温犹存的右手，噙泪默念「父子结缘五十五年，只盼来生再续缘」。我的祖父、父亲都在幼年丧父，祖父立安公是九岁，父亲则是七岁。我能在父亲的呵护下结缘五十五年，实在是情缘深厚，十分幸运。幼年时期严父良师，父亲自幼失怙，深怕我们缺少父爱，因此把严父良师的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他本人多才多艺，文武双全。年轻时作诗填词、撰联作对、弈棋票戏，样样精通，而长、短跑，篮、排球及游泳，亦达当时省级选手水准，而在高中与大学更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展现优异的领导能力，可说是从小就是才子型的领袖人物。成家后成为八口之家的家长，家中大小工程修缮，也能一手打理。小时候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广州街一幢拼凑的公家宿舍中，我们住二楼最后一家。十一户六十多人共用一个水龙头、一间公厕，因此家家要自备水缸与马桶，二楼还要装压水机。初期家中桌子、柜子都是父亲用肥皂箱改装的，输水管也是他设计的。台风天屋顶漏雨，要用饼乾盒去接水；停水时，我们小孩则用奶粉罐去对面的龙山国校提水。在这样窳陋的环境中，他对子女的期待却丝毫不打折扣，我们对他当然是又敬又畏。当同龄的孩子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们就被要求背唐诗、读古文、练书法、做家事、早起早睡。有时由父亲督导，有时由母亲面授。另外他们并从微薄的薪水中，挤出购买伟人传记与世界名著的费用，让我们在艰困中仍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父亲的口头襌：「培养读书的兴趣，养成读书的习惯」，让我们子女终身受用不尽。记得有一次在台北市议会答询时，我提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有议员突然质询：此句语出何典？我立即回答「左传郑伯克段於鄢，是郑庄公预言他同父异母弟弟共叔段未来下场的话」，当时举座皆惊。其实倒不是我国学底子好，而是这刚好是我七岁时熟读过的一篇古文，其中颖考叔利用隧道安排郑庄公母子相会，以化解庄公毒—「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传奇，还成为我当年规划开放大陆探亲方案的名称—「颖考专案」。此外，我们兄弟姊妹五人练习书法都在五年以上，日后不论求学或就业，从未在这方面吃过亏，都是拜父母家教严格所致。除了经典教育之外，还有人格教育。我挂在办公室的一副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就是乐善好施的家祖父立安公，九十年前在湖南湘潭劝世教子的名言，木刻加漆挂在他的善产管理所。民国七十五年，我出版第一本中文学术著作时，把它摆在扉页上，提升到「马氏家训」的地位，让父亲老怀弥慰。这是因为父亲对我们的家教，就是以「读书行善」为核心，但范围更扩大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与爱国爱民的国家民族思想。讲述者除了父亲外，老奶奶也常常在茶余饭后，把祖父当年修桥、铺路、兴学、办团练的义举、父亲亲手烧毁租金帐册、一笔勾消佃农债务的事迹讲给我听，并加上她个人当年遭共产党以「地主善霸」名义公审四次时，被感恩图报的佃农之子相助获救的往事。这些传统社会中教忠教孝、善有善报的价值观，极早就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生根，成为日后做人处世的准则。父亲让我们感觉受用不尽的教诲实在不胜枚举。例如我小时候爱讲笑话、说相声，父亲就提醒我「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的道理，但也同意在轻松的场合可以轻松一下。又如他也喜欢教导我们曾国藩「尚诚尚拙」的人生哲学，也就是「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与西方谚语：「诚实是最好的政策」与台湾谚语「天公疼戆人」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於钱财，他常说：「君子以财发身，不以身发财」，把钱财看作身外物。又自认无偏财运，因此从不买奖券或彩券。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要求我们重视诚信。这些观念，都深深的影响了我们的一生。而我在有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如澄清抗战史实、保卫钓鱼台、救援慰安妇、谴责参拜靖国神社等，也是父母重视民族精神教育的结果。父母的高中、大学都在八年抗战中度过，对那一场保卫民族的圣战，有著刻骨铭心的感受，胜利后又遭逢大陆沦陷、迁徙流离，对国家民族更有一份特别的感情，这些都遗传到我们子女的身上。谈起体育，父亲更是在行。高中及大学时均曾在一天之内，连获全校四百米、八百米、一千五百米及一万米四个第一，并曾获选代表湖南参加全国运动会，惜因日军侵华而取消办理。比起父亲，我可差远了。我跑万米最好的成绩也比当年的父亲慢六分钟以上，游泳更连比都无法比。跑步也是家传的运动。念高中时暑假有一天早晨贪睡，父亲硬是把我叫起来，带我出去跑三千米，并告诉我跑步是健身最方便、最省钱与最有效的运动；他本人幼年体弱，就靠中学六年勤练跑步而转弱为强，并成为其他运动的基础。我日后养成跑步习惯，并全力推广长跑运动，父亲功不可没。他认为运动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养成「不偷懒」的决心与毅力，这一点我倒是继承下来了。青壮时期亦师亦友，上了高中之后，知识增加了，见识也自不同，父子之情慢慢转化成「亦师亦友」的关系，和父亲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在高一时，就想念文组，父亲却持异见。他当年读的长沙岳云中学以理工科闻名全省，他高中三年数理皆极佳，但投考大学同时考上唐山工学院与中央政治学校（政大前身），却放弃前者而就读后者。他自己弃理学文，却劝我暂不转文组的逻辑是：学习数理有助思考，不妨高二多念一年理组后再转文组。这个逻辑我接受了。高二念完，我成绩中上，他即支持我转组。大专联考填志愿时，他又有意见了。他希望我学政治，我则希望学法律，最后他接受了我的意见。三十多年来，他常常认为我法治观念太强，司法性格太重，守经有余，权变不足。我则认为近代中国积弱不振，跟法治不彰关系重大，故「非过正不足以矫枉」。三十多年来，我们父子谁也没说服谁。他现在走了，我也没人可以辩论了。写到这里，又不禁红了眼眶。父亲志大才高，但年逾三旬，即有八口之家待养，为了子女教育，毅然放弃出国进修，对往后发展不无影响，令他始终视为憾事，因此一直希望在子女身上补偿。而他器识恢宏、思虑周密，但个性刚烈，作风强势，办事固然效率甚高，表现耀眼，但亦易遭阻力，乃至诬陷。他在党务工作中数次受挫，使他几乎心灰意冷。我亲历的一次是在民国六十一年，他在国民党知青党部担任书记长时，因安排资深中央民代到台大校园辩论国会改造问题，轰动一时，一般公认是国民党面对现实的改革表现，父亲也被视为开明派，可是却被人曲解为「把老代表送到台大给学生公审」，一状告到中央，他不久就被调职，只做了三个多月，当时台大师生称之为「百日维新」。而一个多月赋闲在家，自不免英雄气短。当时在台大念四年级的我则安慰他：他的作法是对的，让我在学校裏抬得起头来做人。他听了十分感动，而且感动数十年之久，甚至写进他在三年前完成的的回忆录《开创美好的明天》。三十多年来，他就是因为个性而错失许多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外界常报导，说父亲曾任先总统蒋公的侍从秘书（甚至出身情治单位），一直视他为「高官」、「权贵」。实际上，他从未担任该职，亦从未在情治单位服务过。他加入中国国民党六十三年，在党部服务近四十年，但从未被选为中央委员，一生引以为憾。担任公职最高做到行政院青辅会处长（十二职等），七十岁届龄退休时担任国民党中央考纪会副主委，实在都算不上「高官」、「权贵」。中年时期荣誉顾问。父亲一生，一方面承继中国知识份子的大传统，一方面忠党爱国，至死不渝，是老派知识份子的典型。他一向自认头脑清楚、阅历丰富，当年考大学弃理从文、抗战时投笔从戎、戡乱时离陆来台等等重大决定，事后都证明正确，对自己的判断力深具信心，因此对我们子女求学就业，男婚女配，都不吝表示意见，对我的生涯发展，尤其关切。也因为如此，外界普遍认为，我人生的几项重要决定，都是出自父亲安排或建议，其实倒并非完全如此。譬如说，我考取中山奖学金出国留学，是我自己的决定，但获得父亲的赞同。我学成返国的工作安排，本已申请到大学专任教职，因家父强力建议而作了修正。我卅四岁出任国民党副秘书长，使他有些意外，但入阁担任行政院研考会主委、陆委会副主委、法务部部长，他都支持，但当我从法务部长被调去担任政务委员时，他确有微词。十个月后，相继发生彭婉如、刘邦友、白晓燕命案，社会治安急剧恶化，数万民众上街抗议，我身为督导治安的政务委员，深感羞愧，立刻发表辞官声明，离开现职。父亲事前并无所悉，但知道后也支持我的决定，只感觉我措辞太强，对我的长官不够尊重。一年后，他力主我参选台北市长，当时我说不参选已有多次，最后之所以改变决定，他的鼓励是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外界认为国民党内无人敢挑战陈水扁市长，令人很不服气，而我深知，我如不出战，任何其他党内同志败选，我都难逃指责，既然如此，何不勇敢的出战？尤其看到临时被徵召的老友（一位杰出的部长）家人悲情的反应，更坚定了我出马的决心。在这一方面，父亲始终鼓励支持，当然有其关键作用。来生再续父子缘：五十五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在这段黄金岁月中，父亲扮演严父、良师、益友的角色，对我教育、培训、督导、告诫、规劝、建议，期许我成为一个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国士，继承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传统。他尽到了世间一个父亲能尽的一切力量。我一直勉力以赴，不敢怠慢。父亲一生，官虽不高，权虽不大，但他一身傲骨、两袖清风、满腔热血、全身活力。他劝世助人，尤其对年轻人，可说是毫无保留。他留给我们子女的不是有形的家产，而是修身、齐家、治国的理念与价值，这些才是我们子女最值得保存的资产。父亲走了，永远走了，不会再回来了。泪眼中遥望西天，爸爸您好走，只盼来生再续父子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