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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緣五五年，來生再續緣
———悼亡父鶴凌先生
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晚上，台北國泰醫院七樓加護病房中，兩天前因心肌梗塞入院急救的父親仍在作最後的奮鬥。七點十五分，儀器上的心跳指數陡降為零，他終於在媽媽、大姊、三姊、內子美青與我的陪伴下，結束了八十五年精采的一生。
我站在床邊，緊握他餘溫猶存的右手，噙淚默念「父子結緣五十五年，只盼來生再續緣」。我的祖父、父親都在幼年喪父，祖父立安公是九歲，父親則是七歲。我能在父親的呵護下結緣五十五年，實在是情緣深厚，十分幸運。
幼年時期 嚴父良師
父親自幼失怙，深怕我們缺少父愛，因此把嚴父良師的角色扮演得淋漓盡致。他本人多才多藝，文武雙全。年輕時作詩填詞、撰聯作對、弈棋票戲，樣樣精通，而長、短跑，籃、排球及游泳，亦達當時省級選手水準，而在高中與大學更擔任學生自治會會長，展現優異的領導能力，可說是從小就是才子型的領袖人物。
成家後成為八口之家的家長，家中大小工程修繕，也能一手打理。小時候我們住在台北萬華廣州街一幢拼湊的公家宿舍中，我們住二樓最後一家。十一戶六十多人共用一個水龍頭、一間公廁，因此家家要自備水缸與馬桶，二樓還要裝壓水機。初期家中桌子、櫃子都是父親用肥皂箱改裝的，輸水管也是他設計的。颱風天屋頂漏雨，要用餅乾盒去接水；停水時，我們小孩則用奶粉罐去對面的龍山國校提水。
在這樣窳陋的環境中，他對子女的期待卻絲毫不打折扣，我們對他當然是又敬又畏。當同齡的孩子還在玩泥巴的時候，我們就被要求背唐詩、讀古文、練書法、做家事、早起早睡。有時由父親督導，有時由母親面授。另外他們並從微薄的薪水中，擠出購買偉人傳記與世界名著的費用，讓我們在艱困中仍能享受閱讀的樂趣。父親的口頭襌：「培養讀書的興趣，養成讀書的習慣」，讓我們子女終身受用不盡。
記得有一次在台北市議會答詢時，我提到「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古訓，有議員突然質詢：此句語出何典？我立即回答「左傳酖鄭伯克段於鄢，是鄭莊公預言他同父異母弟弟共叔段未來下場的話」，當時舉座皆驚。其實倒不是我國學底子好，而是這剛好是我七歲時熟讀過的一篇古文，其中穎考叔利用隧道安排鄭莊公母子相會，以化解莊公毒—「不及黃泉無相見也」—的傳奇，還成為我當年規劃開放大陸探親方案的名稱—「穎考專案」。此外，我們兄弟姊妹五人練習書法都在五年以上，日後不論求學或就業，從未在這方面吃過虧，都是拜父母家教嚴格所致。
除了經典教育之外，還有人格教育。我掛在辦公室的一副對聯「黃金非寶書為寶，萬事皆空善不空」，就是樂善好施的家祖父立安公，九十年前在湖南湘潭勸世教子的名言，木刻加漆掛在他的善產管理所。民國七十五年，我出版第一本中文學術著作時，把它擺在扉頁上，提升到「馬氏家訓」的地位，讓父親老懷彌慰。
這是因為父親對我們的家教，就是以「讀書行善」為核心，但範圍更擴大到「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儒家思想與愛國愛民的國家民族思想。講述者除了父親外，老奶奶也常常在茶餘飯後，把祖父當年修橋、鋪路、興學、辦團練的義舉、父親親手燒燬租金帳冊、一筆勾消佃農債務的事蹟講給我聽，並加上她個人當年遭共產黨以「地主善霸」名義公審四次時，被感恩圖報的佃農之子相助獲救的往事。這些傳統社會中教忠教孝、善有善報的價值觀，極早就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生根，成為日後做人處世的準則。
父親讓我們感覺受用不盡的教誨實在不勝枚舉。例如我小時候愛講笑話、說相聲，父親就提醒我「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的道理，但也同意在輕鬆的場合可以輕鬆一下。又如他也喜歡教導我們曾國藩「尚誠尚拙」的人生哲學，也就是「惟天下之至誠，能勝天下之至偽；惟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這與西方諺語：「誠實是最好的政策」與台灣諺語「天公疼戇人」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對於錢財，他常說：「君子以財發身，不以身發財」，把錢財看作身外物。又自認無偏財運，因此從不買獎券或彩券。又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要求我們重視誠信。這些觀念，都深深的影響了我們的一生。
而我在有關民族大義的問題上，如澄清抗戰史實、保衛釣魚台、救援慰安婦、譴責參拜靖國神社等，也是父母重視民族精神教育的結果。父母的高中、大學都在八年抗戰中度過，對那一場保衛民族的聖戰，有著刻骨銘心的感受，勝利後又遭逢大陸淪陷、遷徙流離，對國家民族更有一份特別的感情，這些都遺傳到我們子女的身上。
談起體育，父親更是在行。高中及大學時均曾在一天之內，連獲全校四百米、八百米、一千五百米及一萬米四個第一，並曾獲選代表湖南參加全國運動會，惜因日軍侵華而取消辦理。比起父親，我可差遠了。我跑萬米最好的成績也比當年的父親慢六分鐘以上，游泳更連比都無法比。
跑步也是家傳的運動。唸高中時暑假有一天早晨貪睡，父親硬是把我叫起來，帶我出去跑三千米，並告訴我跑步是健身最方便、最省錢與最有效的運動；他本人幼年體弱，就靠中學六年勤練跑步而轉弱為強，並成為其他運動的基礎。我日後養成跑步習慣，並全力推廣長跑運動，父親功不可沒。他認為運動成績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養成「不偷懶」的決心與毅力，這一點我倒是繼承下來了。
青壯時期 亦師亦友
上了高中之後，知識增加了，見識也自不同，父子之情慢慢轉化成「亦師亦友」的關係，和父親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在高一時，就想念文組，父親卻持異見。他當年讀的長沙嶽雲中學以理工科聞名全省，他高中三年數理皆極佳，但投考大學同時考上唐山工學院與中央政治學校（政大前身），卻放棄前者而就讀後者。他自己棄理學文，卻勸我暫不轉文組的邏輯是：學習數理有助思考，不妨高二多念一年理組後再轉文組。這個邏輯我接受了。
高二念完，我成績中上，他即支持我轉組。大專聯考填志願時，他又有意見了。他希望我學政治，我則希望學法律，最後他接受了我的意見。三十多年來，他常常認為我法治觀念太強，司法性格太重，守經有餘，權變不足。我則認為近代中國積弱不振，跟法治不彰關係重大，故「非過正不足以矯枉」。三十多年來，我們父子誰也沒說服誰。他現在走了，我也沒人可以辯論了。寫到這裡，又不禁紅了眼眶。
父親志大才高，但年逾三旬，即有八口之家待養，為了子女教育，毅然放棄出國進修，對往後發展不無影響，令他始終視為憾事，因此一直希望在子女身上補償。而他器識恢宏、思慮周密，但個性剛烈，作風強勢，辦事固然效率甚高，表現耀眼，但亦易遭阻力，乃至誣陷。
他在黨務工作中數次受挫，使他幾乎心灰意冷。我親歷的一次是在民國六十一年，他在國民黨知青黨部擔任書記長時，因安排資深中央民代到台大校園辯論國會改造問題，轟動一時，一般公認是國民黨面對現實的改革表現，父親也被視為開明派，可是卻被人曲解為「把老代表送到台大給學生公審」，一狀告到中央，他不久就被調職，只做了三個多月，當時台大師生稱之為「百日維新」。
而一個多月賦閒在家，自不免英雄氣短。當時在台大唸四年級的我則安慰他：他的作法是對的，讓我在學校裏抬得起頭來做人。他聽了十分感動，而且感動數十年之久，甚至寫進他在三年前完成的的回憶錄《開創美好的明天》。三十多年來，他就是因為個性而錯失許多更上一層樓的機會。
外界常報導，說父親曾任先總統蔣公的侍從秘書（甚至出身情治單位），一直視他為「高官」、「權貴」。實際上，他從未擔任該職，亦從未在情治單位服務過。他加入中國國民黨六十三年，在黨部服務近四十年，但從未被選為中央委員，一生引以為憾。擔任公職最高做到行政院青輔會處長（十二職等），七十歲屆齡退休時擔任國民黨中央考紀會副主委，實在都算不上「高官」、「權貴」。
中年時期 榮譽顧問
父親一生，一方面承繼中國知識份子的大傳統，一方面忠黨愛國，至死不渝，是老派知識份子的典型。他一向自認頭腦清楚、閱歷豐富，當年考大學棄理從文、抗戰時投筆從戎、戡亂時離陸來台等等重大決定，事後都證明正確，對自己的判斷力深具信心，因此對我們子女求學就業，男婚女配，都不吝表示意見，對我的生涯發展，尤其關切。也因為如此，外界普遍認為，我人生的幾項重要決定，都是出自父親安排或建議，其實倒並非完全如此。
譬如說，我考取中山獎學金出國留學，是我自己的決定，但獲得父親的贊同。我學成返國的工作安排，本已申請到大學專任教職，因家父強力建議而作了修正。我卅四歲出任國民黨副秘書長，使他有些意外，但入閣擔任行政院研考會主委、陸委會副主委、法務部部長，他都支持，但當我從法務部長被調去擔任政務委員時，他確有微詞。
十個月後，相繼發生彭婉如、劉邦友、白曉燕命案，社會治安急劇惡化，數萬民眾上街抗議，我身為督導治安的政務委員，深感羞愧，立刻發表辭官聲明，離開現職。父親事前並無所悉，但知道後也支持我的決定，只感覺我措辭太強，對我的長官不夠尊重。
一年後，他力主我參選台北市長，當時我說不參選已有多次，最後之所以改變決定，他的鼓勵是重要原因之一。當時外界認為國民黨內無人敢挑戰陳水扁市長，令人很不服氣，而我深知，我如不出戰，任何其他黨內同志敗選，我都難逃指責，既然如此，何不勇敢的出戰？尤其看到臨時被徵召的老友（一位傑出的部長）家人悲情的反應，更堅定了我出馬的決心。在這一方面，父親始終鼓勵支持，當然有其關鍵作用。
來生再續父子緣
五十五年是一段漫長的歲月，在這段黃金歲月中，父親扮演嚴父、良師、益友的角色，對我教育、培訓、督導、告誡、規勸、建議，期許我成為一個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國士，繼承中國知識分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大傳統。他盡到了世間一個父親能盡的一切力量。我一直勉力以赴，不敢怠慢。
父親一生，官雖不高，權雖不大，但他一身傲骨、兩袖清風、滿腔熱血、全身活力。他勸世助人，尤其對年輕人，可說是毫無保留。他留給我們子女的不是有形的家產，而是修身、齊家、治國的理念與價值，這些才是我們子女最值得保存的資產。
父親走了，永遠走了，不會再回來了。淚眼中遙望西天，爸爸您好走，只盼來生再續父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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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9 1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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