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族制度和科举制度下的会稽马氏--专题

马玉彪

氏族制度和科举制度下的会稽马氏--专题

    绍兴多读书人，“风流翰墨昭炳相接”。这一文化现象早在民国时就被学界所关注。1936年2月，蔡元培、吴稚晖、钮永健、怀聚贤、陈训慈等发起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考古研究吴越地理历史在吴越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开创了研究地域文化的先河，带动了全国的地域文化研究。马姓是绍兴的大姓，今以会稽马氏家谱，谈谈马氏的文化结构和后世子弟的走向。
    会稽马氏简述
    元延祐间，有马方者，自嵊州谷来马村迁居绍兴县孙端镇吴融村，后马方从弟马萧也自嵊州谷来举坑迁居吴融，遂成会稽马氏。
    马方（1280—1359），字卓锋，谥号乐古，性耽山水，喜诗词，善文艺，平生好学易，著有《周易躬行解》等四书。其子德祥亦名闻于乡里，往来者都是浙东名士，如宋景濂、王子充、刘青田、章三溢等，但父母在不远游，直到马方过世三年后，马德祥才应朱元璋之召任南京兵部典牧所提轮。这时明朝尚未立国，还是元朝。马德祥之子国璋，官名璋，号南湖，洪武初随徐达大将军征战山西，官大同中屯卫军统领，守雁门关数十年，以寿卒于官。按明初朝廷政策，会稽马氏得以在吴融建祠堂，以马方所办书堂“文英”两字为堂号。马氏家谱称之为庙，以别于乡间祠堂，说明祖上有功于朝廷。
    据《齿德堂》家谱记载：马方三子德良的长子国友，因明初取消科举，于是在家谱乐曲，发明有“家兴鼓”，著作有《洗心集》，“行徒从游者甚众”。马国友所创的“家兴鼓”，齿德堂子子孙孙代代相传，直到解放初还有一支特色的“家兴鼓”民族乐队，闻名于绍兴乡间，绍兴县文化馆还专门录了音。马国友一支虽不在乐籍，但从事的其实就是乐民的职业，这在明清是很卑贱的职业，而且还受到科举的限制。由此可见，会稽吴融马氏明初虽然马德祥父子开国有功，并建有祠堂，但人口还相对稀少，还称不上大家族，更称不上士族世家。
    正途功名与幕、商的产生
    明清入仕有四种途径：一是科举入仕，叫做正途功名；一是恩荫入仕，明初有“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一子以世其禄”的制度；一是贡生拨历为官；一是纳捐入仕。科举正途，一般仕途较顺，后三种情况入仕，一般都是七品以下小吏，升迁也大多艰难。会稽马氏，明初贵显虽是靠祖上军功得来的，第四、五世，也是靠祖荫而做的官，但也非常重视子弟的读书。明时会稽马氏以文英堂牌下派闻名，牌下派以马国璋下思恭派为贵显。今以思恭派一支为例，说明马氏对科举的重视，以及幕、商的产生时期。
    明宣德、正统时，会稽马氏传至第六、七世算是步入科举之家。马昂长子，第六世孙马瑩，庠生，官福建建宁府仓副使；次子马轩，景泰庚午科孝廉，官江西赣州府雩都县知县，居官十年，生五子，也都是庠生。马晋长子，第六世孙马匡，贡生出身，初为师儒，后升国子监博士，官益扬教授，谱称“卓卓乎吾宗之俊杰”。思恭派第七世共有27人，其中举人一人；庠生6人，6人中其中拔贡1人；国子监博士益扬教授1人；福建建宁府仓副使1人；广东龙川雷乡驿驿丞1人；千总1人；随军1人。共10人，占三分之一多。10人中只有马敬是举人出身，官福建建宁府推官，算是正途出身；其他不是恩荫，就是拨历为官，或从军出身。这在明初，贵族出身的诸生乡试不举，一般会选择继续下一次考试，而不愿做师儒或小吏的。因为教师和小官在明初是不能参加乡试的，也就是断了正途，将来很难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如马匡这样优秀的弟子不惜做教授和小官，在绍兴新兴仕族如陶堰陶氏、道墟章氏家谱中都能见到。当然这种诸生拨历为官的机会也极少会落到普通家庭出身的诸生的身上，在马氏齿德堂和诚忍堂就没有这种机会。
    到明中叶弘治、嘉靖年间，思恭派下七世孙中还产生了不同于荫授和贡生拨历为官的职业，即形同于绍兴师爷的职业。如马匡长子马纯仁，庠生，因家道拮据，为“谋贻燕翼”，求职燕京。这说明说明弘治、正德间已经出现了与拨历和荫授的仓使、驿丞这些胥吏不同的职业，也就是已经出现了绍兴师爷的职业。七世孙中马兆熊寓居燕京，他所获职业并无官职，不属于生员充吏的范围，等同于衙役、文书。同样以六世孙马骧为例。马骧生五子：徽、政、敬、敷、效。马徽，号立斋，廪生，谱曰：“公淹贯经史，通达治体，使其鸿毛风顺，不特为馆阁中巨手也。乃时运不齐，甫拔贡而卒，惜哉！”这里说的“馆阁中巨手”，大概也是后来的绍兴师爷吧，因为教官在当时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次子马政，号南屏，任广东龙川县雷乡驿驿丞。马敬，号介石，弘治壬子科举人，官福建建宁府推官。他的长子马简，庠生，官江西萍乡县巡检；次子马策，官沧州盐运使经历，都是七品以下的小吏。他生有二女，长婿阮社茅宠任河南滦城县县丞，次婿道墟章振远任广西乐平府通判，也都是小吏。四子马敷，号顺斋，廪生，一生以举业，但以诸生终身。五子效，生一子马骐，庠生，也一生以儒业。以上反映了绍兴人多地少的现象，说明就是象马匡、马敬这样的官宦人家子弟，没有科举入仕且不能拨历为官的，也不得不外出谋职，否则只能贫困潦倒一生。虽然马氏第七世中出现了如同幕的职业，但在明嘉靖35年马匡、马敬等修辑的家谱中，尚不见有“幕”字，可见入幕尚不普遍，幕与胥吏尚有不同，幕是体制外的职业，根本没有晋升的可能。因此马徽入了馆，仍然在走科举的道路。
    到明嘉靖后期，思恭派子孙中又出现另一种职业，即商人。马敷一生以诸生终身，其子马良，亦世守儒业，笃志勤学，壮年去世，但到死也没有考取功名。马良的儿子，九世孙马大成，谱载：“资禀颖悟，自幼失学。然经营之中如公者亦难多见”。可见，马大成已无奈中接受了父、祖的教训，从勤读与治生两难的窘境中解脱了出来，进入商业，先求富，再得贵。他的儿子马元璧与马元宝，乐守父业，也从事经营，马元宝还因商迁居温州。士农工商，商是末流，在当时是受到科举限止的。
    即使在明末，幕和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仍然是绍兴读书人无奈的选择。幕和商人离妻别子餐风宿雾，子嗣繁衍必然受亏，有的还绝嗣，因此绍兴人说绍兴师爷是吃子孙米饭。从马氏家谱观，在马氏第八世开始外出谋生的人增加，家谱中记载第八、九两世外出的人总计有37人之多，因文英堂马氏明嘉靖35年后没有再正式修辑家谱，所以在清代的马氏文英堂家谱中除有2人明确是游幕外迁，1人客死京城外，两世中竟有34人无考，其中第八世有9人因外出无考，第九世则更多，有25人因外出无考。这些无考之人，估计他们不是因游幕，就是因经商外出。这种现象反映了绍兴读书人的无奈，也表明入幕和经商已经成为绍兴读书人的主要的谋生职业。同样也表明了明万历时期的中国，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化趋势已经发端，经济的变迁带动了当时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全方位的变迁，改变了农业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表明了在绍兴传统四民观念已经动摇，诸生竞争工商职业，衣锦还乡和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被打破。
    到明末，牌下派思恭派发展到顶峰，除第八九两世因外迁和外出无考外，留在绍兴的十一世孙共有55人。其中进士1人，举人3人，昭勇将军1人，登仕郎1人，处士2人，庠生6人。有功名者14人，约占四分之一。但还没来得及修订家谱明朝就灭亡了。这55人到康熙时谱中只剩下6人，有49人不知所踪。直至清末，这一派留在吴融的子孙中再也没有出一位秀才，到文英堂道光27年重新修家谱时，十五世孙仍不过8人。
    再观会稽马氏家谱子弟的迁徙，也反映了绍兴文化的蜕变：会稽马氏奖励生殖，兴办义塾，接济贫穷，但随着人口的增加，马氏在明初即出了现迁徙的现象。明初，会稽马氏以马方三子马德良一支繁衍为最快，至第五世已发展到30余人，因此明初马氏子弟的迁徙只要反映在马德良一支。马德良孙思祥迁居后桑盆塘下，思德（马一浮祖上）迁居东墅，即今车家弄，思荣迁居全林。曾孙良直迁居化山，但都在吴融周边。说明那时的迁徙表现的是农业社会的迁徙，是土地无法承受人口的压力，反弹引起的被迫的迁徙；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初因战后，尚有不少荒地可容纳扩张的人口。观马德祥一支虽在外为官，但没有迁徙，反映了其时人们重视叶落归根的思想。马德祥晚年寓居吴融，在家里种艺竹、栽花草、教育子孙读书，颐养天年。马国璋在雁门关守关数十年，卒于任上，去世后灵柩跋涉几千里护送归葬吴融北山。马国璋长孙马昂诰赠江西赣州雩都知县，次孙马晋官湖广道州佥判。二人也告老归家，卒葬故里。
    书生出路与入仕情结
    会稽马氏各支发展的足迹并不相同。如诚忍堂自马萧之后八世无科第，人口繁衍也慢，到第九世，男丁不过18人。因诚忍堂原无祠堂，祖宗灵位无所依归，故该支家谱中间缺少八传。至万历间，该支因子弟入幕而崛起，入仕者渐多，人口也开始壮大。该一支不象牌下派受儒家传统思想束缚，只在图谋家族子弟裕身、荣身，因此明亡后不但没有衰落，反而蒸蒸日上，随着人口增加，外出游幕的人也相应增多，入仕的队伍也不断壮大，成为吴融第一大族。到清末该支从事师爷职业者有数十人，可谓师爷家族。还出现一家几代十几人为幕的现象，世称绍兴师爷之家。最为突出的是马家鼎一家。马家鼎，字调生，号梅卿，太学生从幕入仕，官至直隶知州，三品花翎。其子惟浚，字仪生，号似兰，太学生，从幕入仕，官陕西藩库大使，钦加五品衔赏戴花翎加一级。马家鼎的父亲传和，祖父明珍都是从幕而做官的。他家的从幕历史可追溯到明万历时第10世祖马世祯。连续10世，都有人做师爷，真正可谓绍兴师爷世家。从嘉庆道光开始，诚忍堂进入顶盛。出了4位进士：马志燮、马光澜、马百庆、马传煦，以及20多名举人，加上名幕辈出，成为名副其实的仕族世家。国民心中的绍兴人的个性，就反映在这些无可奈何、萍踪远游、托足幕府、栖身商场的落拓士子身上。
    文英堂马国璋牌下派分两支：一支叫思恭派，另一支为思柔派。思柔派与思恭派也不同。思柔派明时非常萧条，到第十一世男丁只有12人，且从来没有人得过功名，也没有子弟外出经商或游幕。思恭派因明亡而衰落，思柔派却反而因明亡而兴起。思柔派的兴起与诚忍堂又不同。思柔派下十一世孙马士桢，是个酿酒师，平时种田读书，闲时给人酿酒。其子元杰康熙时以酿酒为业进入商界，从此铢积寸累家道渐裕。此后思柔派子弟相继跟进商业，有的酿酒，有的从事南货和大米的贩运，因此大举外迁。马元杰次子子明，为扩大酿业也于乾隆时迁居小皋埠，不几年堂构辉煌、仓庾充实，成为远近闻名的富室。马子明有四子：大烈、大荣、大鉴、大照，虽都是监生出身，但没有入仕做官，而是继承祖业酿酒。孙辈中除马肇林读书外，其他也都在绍兴、萧山、嵊县、上虞、杭州、上海经营酒业，马氏遂成为历清朝和民国的酿酒世家，酿酒历史从马士桢算起，到马寅初子侄一辈经历八世。马氏致富后，几代人都乐善好施，马寅初的曾祖马大荣，还因此谭恩“修职郎”，可谓由富而贵。伴随小皋埠马氏富贵的是子孙人口的急增。马子明膝下有孙辈40余人，光孙子就有20人。有意思的是，马子明的孙子取名为：肇乾、肇坤、肇晋、肇萃、肇谦、肇震等。乾、坤、晋、萃、谦、震等，都是《易经》中的卦名，阐释的为人处事的哲理。他的20个孙子除马肇林终身读书求仕外，余都继承祖业酿酒，对科举并不热衷。古人言，为商必先学易，不知这《周易》与超脱科举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道光20年，诚忍堂马志燮以二品顶戴荣归故里修辑家谱。继翰林学士、监察御史、徽州府知马步蟾在吴融祭祖。那种荣耀促动了小皋埠马氏的科举情结，马大荣开始重新修家庙、置庙田、辑家谱，鼓励孙辈读书入仕。马子明卒葬绍兴中灶山佛肚脐，风水先生预言：“巍巍科甲两登第”，意思是小皋埠马氏子孙中将出现两位进士。这故事反映了小皋埠马氏对科举入仕的期盼，也反映了绍兴人的传统价值观念。传统对绍兴人而言，即使从商以致巨富，仍然不能显亲扬名，家族的荣耀只能透过读书入仕才能获得。但是小皋埠马氏子弟读书人大多沉迷于诗词歌赋，不专攻于八股，因此他们的科举道路充满着失败和辛酸。马大荣后人有9人是秀才，四子肇林19岁中秀才，9次乡试皆没中。其他有的5试才中秀才，有的6试才中秀才，有的化了更长的时间才考上，但都阻于乡试，而且生活也逐渐变得困顿。这些读书不成的秀才，如马越筱、马爱南、马山农等，后来都进入了绍兴师爷行业。
    也许是因为小皋埠马氏对科举这个终极的社会价值观念有着深刻的认识，才没有象有些商贾那样，致富后不遗余力地希望子孙读书做官。他们知道只有保持经济基础，读书做官之途才有可能实现。即使在咸丰辛酉后，小皋埠马氏虽然有一些子弟弃祖业而一心于读书做官，但大多数子弟仍然没有放弃祖业，生活仍不失为小康。另一些子弟则改从中医，如马伯葵、马叔因等。小皋埠马氏子弟中转而习医者，以马伯葵、马福康、马本明两世为最精深，至今马伯葵后人仍有人行医，被誉为中医世家。
    然而科举的影响毕竟是深远的。马赓良年轻时轻举子业，一应乡举落榜则弃去，与同乡秦树敏、孙彦清、陶方琦等结皋社以诗书启后学，李慈铭、王子献、马春阳、骆子木、周锡侯、蔡季圭、陶仲彝、王积成等都是皋社成员。可到同治、光绪时，社中人员极大多数考中进士或举人各地做官去了。晚年的马赓良还是捐了个贡生。弥留之际，时任建德教谕的孙彦清闻信前往探视，马赓良嘘唏不已，犹望其子马炯章能博一第。这些读书不成的子弟，虽然另谋他业，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目标仍旧笼罩在科举制度的强大统摄之下。马赓良晚年的一首诗，可表明他寞落的心境：
    雁字欹斜写碧空，江天霁色冻西风。
    人行衰草寒烟外，山在斜阳积雪中。
    酒市散时帘寂寂，估帆收处水蒙蒙。
    眼前书稿萧疏甚，得意云林叹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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